FAITH

你可以是个忧郁的音乐家，用小调来创作。你可以是个灰心度世的作家，或是心怀绝望的电影导演。但你不可能同时是个建筑师，又是悲观主义者。建筑在本质上就是个乐观的职业；路途上的每一步都必须抱着信念，相信作品会从二度空间的草图，成为三度空间、可以居住的建筑。在投入数百万元和许多人力的之前，必须确实知道而且确定，花这些金钱、物力建起来的房子，值得投资，成为建筑师有成就感且流芳后世的作品。说到底，建筑建立在信心之上。

2004年7月4日，离我们提出自由塔的方案大概过了7个多月。我们到世贸原址参加开工典礼。当幕布从20吨的花岗岩地基揭起时，我们看到上面镌刻着：“谨以此追念在2001年9月11日丧生的死难者，并献给不灭的自由精神。”然后，这块奠基石被安放在工地的西北角，自由塔将在此兴建。

有人问我：“你在为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奋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把包袱扎一扎，一走了之？”我说：“没有——连想都没想过。”原因是：纽约的精神会凌驾于个人的考虑之上，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最后会出现不可思议、抚慰人心的东西。这点，我不曾失去信心。

也有人说：“我想，你要做这么多妥协，心里一定很抱 怨。”我得把这点说清楚：真正的妥协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多，况且，妥协是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非常高兴自己能确保这地方仍然是个有意义的地方，呈现了过去，但是对未来发声；永远不会像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那样，忽略、埋没了历史。纪念碑、高楼、公共空间和PATH车站彼此协调，融入了场所意识与历史感，但也构成一幅前瞻、充满生命的景象。这个地方会见证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相信什么。

在纽约，每个人的消息都很灵通。凡有挫折、凡有不和，媒体都会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和拉里·西尔弗斯坦严重不和，有时还撕破了脸。他们也知道SOM和丹尼尔·李布斯金工作室之间没什么情份可言，但是大众最关心的还是世贸要怎么重建。

我们把这整块区域构思为21世纪可持续经营的典范，其目的不是要复制20世纪对环境的剥削。总体规划纳入了严格的设计方针，每栋建筑、每个公共空间都得采用生态工法，以确保可更新的能源、“智慧”建筑和可持续经营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都市发展的范例。

提供最大的空间，让民众可以下到岩床，看到地下连续壁，对于总体规划的完整非常重要。我们和港务局一起辛苦工作了好几个月，最后想办法保留了18 600平方米的面积，来建造由迈克尔·阿拉德（Michael Arad）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设计的纪念碑，这是由独立评审委员会选出来的设计。当评审结果揭晓时，很多人觉得我接受这个设计是让步太多了，连著名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也这么想。他们以为这个设计推翻了我的原意，其实错了。设计者以他们的方式来诠释我的想法——所谓总体规划就是这么回事！以两栋大楼的残迹作为入口，可下到10米深的地底，还能碰到地底的岩床。

经过定案之后的打拼：“光之楔”保留下来，而我还在努力，让这个计划保持完整。我当初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土地开发商表示反对：干嘛要让一个没什么特殊用途的建筑物占用那么多空间——何况本来就决定要建一座纪念碑了？为什么还需要更多公共空间？我们对私人和公共空间的喜爱并没有理论可循；这对我们的城市要如何规划、建造起来，至关重要，说到底，也是未来要如何在社会中生活的关键所在。为了呼应这个目标，光之楔有个重要的目的：曼哈顿下城很多道路又窄又暗，非常需要光线，光之楔将是曼哈顿下城最大的公共空间。这个广阔的空间、这个广场还会纳入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通体光明的PATH车站——非常少见，也很特别，是通道，也是举行庆典、艺术展览、市场、公众集会的地方。

各方在总体规划上相持不下，当有所斩获时，对我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我们的设计有很多地方跟自由女神像相呼应，也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有些人从来都不像我一样觉得有什么关联可言，有些人觉得扯这个很土。但对我来说，自由女神像不是钥匙圈上的廉价饰品，也不是场面话的修辞；它是自由的化身，是燃烧不息的火焰。我总是相信，大部分纽约人跟我有同感，也跟我一样掌握到自由女神像最根本的信息，化为《独立宣言》的文字：“吾人视此为自明之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赐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讲的不是政治倾向，而是跟所有美国人都密切相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