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前门外的弦歌

从清代到20世纪“文革”之前，北京宣南一带是近代戏曲名家的大本营。有句老话；“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韩家潭”，说的就是宣武门外大街以东以韩家胡同（旧称韩家潭））为中心的一片伶人聚居的地带。现在我们在那里可找到二十几位名伶的故宅，他们在当年都有着如雷贯耳的大名。

被称为“宣南文化”的大栅栏以南直至天桥地区，是北京民俗文化、娱乐文化的“集中营”。在那一带的胡同里，我们可以追寻到老北京世俗文化的历史印记。

时下总有人说京剧是高雅艺术，其实错了，京剧从根儿上讲是俚俗的，一旦脱离了民间的脐带，它的生命力就堪忧。那么，京剧原生态中为人所痴迷的“魂”到底是什么？（图1西长安街马连良故居)

——玩！

京戏——我们这里还是别老京剧京剧的，老百姓和爱好者的嘴里从来都认“戏”——是一种“玩艺儿”。

——戏唱得好，功夫了得，听戏的夸一声：“玩艺儿好！”

——非专业演员甚至公子王孙偶而粉墨登场唱一出，叫“玩票”。

离不开一个“玩”字，玩的成分在京戏里是太多了。

而这，与京师民俗深处的情结渊源深矣。

遥想四大徽班进京，为皇帝献艺，京城市民敏锐地发现这来自远方外埠的玩艺儿与旧有的昆曲是不一样的，它热闹，它花哨，它的玩法多。其实皇家把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宫里由升平署与设在外城的精忠庙戏界公会联系，中间隔着一层，从骨子里还只是把戏曲看作前门外月盛斋的烧羊肉、天福号的酱肘子一样的“好玩意”。官家从来不让戏班、戏园子在内城扎下营盘，世家子弟中爱唱戏的也不被人看得起。

内城不留戏，是官家的一种政治考虑。早在清人赶走李自成之时，八旗官兵便永久地占据了内城，并且按旗分区，集生活与戍守于一体，团团拱卫着紫禁城，而将汉人悉数迁往外城，连商肆都不留，岂论勾栏瓦舍？在很长一段时间，清廷对汉人极不放心，屡屡而起的文字狱，动辄灭门九族、将“罪犯”发往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的宁古塔，就是这种恐惧和戒备心理的反映。人们常说的所谓“康乾盛世”中，这类杯弓蛇影的过度敏感还远未褪去，哪里像现在一些搞笑的电视剧里所瞎编的满汉一团和气？人们完全可以这样看待清时的内城：那整个是一座兵营！

所以，戏班、戏园子都在南城。

京戏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这胡同就是南城的胡同，也就是称为“宣南文化”圈中的大栅栏以南地区的纵深之处。有人会想起，那不是“八大胡同”一带吗？不错，正是那里。

北京最早的娱乐场所盛景的出现应在元大都时期。元代统治者是极喜欢逸乐的，对汉人也狠，但比之清代算是“粗放型”的，容得下天南地北而来的人相与杂处，不似后来的清代朝廷那样搞“门前清”，把商业、娱乐业统统赶到外城去。元大都勾栏瓦舍之多，成为一时之盛，又因元人官吏制度另搞一套，不开科取士，反将文人置于“九儒十丐”之列，且在“七盗八娼”之后。备觉冷落的元代文人不再有心情于学而优则仕之余吟诗作赋，而转身求向民间，嬉笑怒骂，一腔忧愤、几分理想，都寄与散曲杂剧，竟演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人以为主的制曲编剧大高潮，终使元曲一跃而与汉赋、唐诗、宋词等比肩而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大奇观。

那以后就不再有一朝文人与艺人的整体合作了，虽然偶尔还有佳话如清人洪升编《长升殿》、孔尚任编《桃花扇》，但毕竟属于“个人行为”了。

彪炳史册的元代戏曲文学是文人在报国无门的无奈之际下海“玩”出来的。

而北京，是元杂剧作家和戏班的最大营盘，其领袖人物关汉卿就是北京人。那么，北京还有哪些地方可供我们凭吊有元一代的戏曲呢？

——什刹海地区和砖塔胡同。

什刹海地区在元代是大运河漕运的终点码头，舳舻如云，人声喧腾。这样的热闹所在，岂能少得了勾栏瓦舍？只可惜，沿海一带到了清代，尽被王府贵胄所占，元代的勾栏瓦舍成为历史烟云了。但现在，如果你站在什刹海水畔柳浪之中，还是不难想象当年的繁华景象的。如今，那一带成了北京有名的酒吧集中地，灯红酒绿之间，算是另一种回归吧。

比之什刹海，砖塔胡同要实在得多了。

在元代，砖塔胡同一带长期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勾栏”、“瓦舍”聚集。元代是杂剧艺术的繁荣时期，元大都是北方杂剧的中心，城内有众多的大小勾栏，演出杂剧，砖塔胡同就是其中之一。勾栏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和腰棚(看台)。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台上锣鼓喧天，台下欢呼喝彩，真个热闹非凡。

砖塔胡同临近羊市胡同，在元代是个商业繁华的热闹地方，勾栏自应不少。元代政府有教坊司，杂剧演员多为教坊司所属的官妓。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著名演员是从元代开始的，元代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记有名妓116名，多为杂剧、说唱演员；同时代的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记有元杂剧作家111人，剧目500多部。那些作家和演员以元大都为最重要的基地，他们中有少就是大都人，《录鬼簿》记载“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56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大都人就占了18位，他们的名字为北京文化增添了光荣，他们的作品如《感天动地窦娥冤》、《孤雁汉宫秋》、《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等，在中国戏曲史上永存异彩。杂剧作家和演员联手创出我国戏曲的第一个高峰，可谓千古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