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你的和我们的

文化背景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同时也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生长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就被告知作出个人选择的特殊重要性。即使是在前往地方百货商店的路上也可以上一堂关于这方面教育的课，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百货商店里为人们提供了上百种选择。从孩子们牙牙学语开始，甚至在他们刚学会用手势表达时，他们就经常面临关于选择的问题，如：“你喜欢哪一个？”父母会细化选择范畴，并耐心地给孩子们解释各个选项，诸如每种麦片粥的区别、每种玩具的区别，并鼓励孩子们作出自己的选择。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被教育如何作出更难的选择。四岁以后，他们需要理解并应对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你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学会分辨自己的喜好，以及什么会使他们快乐或不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判断自己作出选择的后果。

与之相反的是，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孩子们通常被这样教育：“只有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你才是个好孩子。”而父母则无须多作解释。从你的饮食、衣着、玩具到学习的课程，父母对你的期望是最为关键的。等你长大了，大人们不再问你想要什么，而是问：“你会怎样满足父母的愿望？你会怎样做让你的父母为你感到自豪？”你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会为你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避免不必要的错误。生活中有“正确”的选择，也有“错误”的选择，遵循父辈的指示，你将学会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必要时甚至放弃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不同的思想对婚姻产生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二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取出一张纸，在纸的正面写上生活中你希望由自己做主进行选择的事项，在纸的背面写上那些你比较倾向于让他人帮你作出抉择的事项，写完以后，再仔细思考几分钟，确保自己没有落下什么。好，我们现在将正反两面的内容作一下比较。你是否发现两类内容有何规律？你不希望由他人帮你作出决定的事项是哪种类型的？而哪些类型的抉择是你非常希望由他人帮你完成的？

我在京都居住期间，以100位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为对象进行了这项实验。美国学生在纸的正面通常写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住所”、“我投票选举的政府官员”。事实上，这些美国学生希望自己做主的事项太多，正面一页纸几乎写不下，连边边角角也写满了。而在纸张背面，则基本上是空白，或是寥寥几条事项，最普遍的是“我死亡的时间”或是“我所爱的人去世的时间”。换句话说，美国人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由自己做主。而对日本学生的调查结果则大相径庭，没有一个人希望尽可能地由自己作出选择。事实上，这些人写出来的不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达到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两倍之多。他们通常希望由别人帮自己作决定，例如，饮食、衣着、早上起床的时间或是他们的工作内容，等等。将两国学生的答案进行比较，美国学生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是日本学生的四倍。

虽然这些受访者是大学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社会上学到了各种关于选择的规则，并以此作为我们选择的行为准则。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与我的导师马克·莱珀（Mark Lepper）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在旧金山一条日本街的一所小学进行的。小小的教室里放了两张凳子、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上坐着开展实验的史密斯夫人。桌子上放了六支不同颜色的彩笔，六堆字母顺序被打乱的单词，这些单词都被作了分类，如“家庭”、“动物”、“旧金山”、“食物”、“聚会”或是“房子”，每张单词卡片上都含有能再组成属于这一类别的新词的字母。举例来说，一张标有属于“动物”类别的卡片上，包括字母“R-I-B-D”，这些字母的顺序经调整后，就变成了“BIRD”（即“鸟”）。7~9岁的孩子们（半数是亚裔，即日本和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家都说母语；半数是英裔美国白人）一个个轮流走进教室，坐在史密斯夫人的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