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此前生活在苏联模式下国家中的人们面临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挑战，这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在与形形色色的柏林人交谈后，我明显地发现转型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公平的看法。我发现，西柏林人与多数西方人一样，通过“逃离式自由”了解世界。而东柏林人，尤其是老一代，则更多地关注“实现式自由”。例如，克劳斯悲伤地说道：“过去我唯一能去度假的地方是匈牙利，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拥有假期。现在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但却支付不了昂贵的费用。”赫尔曼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以前虽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但至少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两个频道。但现在完全变了，有些人可以享受上百个频道，而有些人却连一个频道的费用也负担不了。”卡佳对新的健康医疗体制意见最大：“以前我只能去找一个医生看病。现在有很多医生，但这些医生根本不关心你。好的医生收费高昂。我并不觉得我生病的时候会有任何医生照顾我。”年轻一代的东柏林人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但没有老一代人感情强烈，可能是老一代人切身感受到了经济体制变迁带来的巨变。

随着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等国家，我越来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们对于选择的公平分配拥有近似的观念，即使对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前景光明的大学生也如此。在讨论的过程中，我给学生们提供两个假设的选择：一个世界选择很少，但人人都可以拥有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尽管选择更多，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波兰的一名妇女乌尔苏拉回答道：“我想我会选择生活在第一个世界。我并不追求辉煌的人生。我也不妒忌别人，因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些炫耀自己的人。我不喜欢那样的世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波兰人约瑟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理论上，第一个世界更好。”来自乌克兰的伊利娅表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拥有绝大部分的选择，将必然造成社会、人们之间的冲突。”波兰一位商务专业的学生亨里克则表示：“在第二种体制下，我会生活得很富裕。但我想，第一种体制更公平一些。”即使意识到与“实现式自由”相比，“逃离式自由”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接受调查的年轻人并不相信这种体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最好的体制。

不仅被访者认为仅有少数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是不公平的，东欧国家的许多人也并不认可选择范围的扩展。当被问及，提到选择，他们的脑海里会浮现怎样的字眼或形象时，来自华沙的格热戈日答道：“哦，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更多的选择会让人身陷两难的境地。我已经习惯不必选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决定好的。现在要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感到有些恐惧。”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博赫丹谈到了更多的商品选择：“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华沙调查研究所（Warsaw Survey Agency）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我解释，波兰的老一代人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中的商品消费，他们从“一无所有来到满是选择的世界。他们甚至都还没学会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环境”。所以，他们对新的选择充满矛盾或是疑惑。

采访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并不是来自我们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一次招待。被采访者到来之时，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七种流行的汽水，如可口可乐、健怡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当我向第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期待他的选择时，他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很好，但喝什么没关系。它们都是汽水而已，所以就是一种选择。”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惊奇。此后我向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问他们：“这里有几种选择？”我从他们的回答中找到了答案。一次又一次，他们眼中的七种汽水并不代表独立的七种选择，他们看见的只有一个选择：汽水或是非汽水。当我们将水、果汁和这几款汽水一并呈现时，被采访人的眼中则有了三个选择：水、果汁、汽水。对这些人而言，不同类型的汽水并不代表不同的选择。

在美国，当有一款新产品上市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款不同味道的汽水扩大了你的选择范围。但如果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些东欧国家的人们对众多新增的“选择”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位波兰人托马斯说的：“我不需要10种口香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但我想一些所谓的选择是很表面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选择则被认为是“实现式自由”。举例来说，基辅的一名大学教授阿纳斯塔西亚这样评价他所处的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我想我们丧失了拥有平等机会的权利。现在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但给我的感觉是在苏联时期我才拥有更多的选择。”

对于“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的观点，并不仅局限于那些经历过体制变迁的国家的人们。总体而言，若社会或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则人们更倾向于能保证每个人基本需求的社会体制，而非那种推动个人成功的社会体制。即使对于绝对的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欧国家的人们（当然个人主义文化不如美国浓厚），也比较倾向于国家采取“实现式自由”而非“逃离式自由”的政策。例如，2009年美国对于最富有的人群征收的个税率为35%，相比西欧国家的个税率低了12个百分点。1998年，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1%用于社会福利补贴，如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等，而欧盟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补贴平均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