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一致性

黛安娜1916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统家庭，除去她所处历史时期的动乱外，她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律师，外公是一位着名的银行家。尽管生长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庭仍然可以供她获得良好的教育。父母为她选择了新成立的、备受推崇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一所坐落在佛蒙特州的女子学院。他们将这种教育作为提升她的素养的一种方式，并希望她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教养的年轻女子，希望她可以在那里通过学习从而能轻松自如地谈论经典名着，举止得体且与她的家庭背景相符合。但是当黛安娜于1934年作为一名新生入学时，她并没能发现一种将社交和学术合为一体的正式教育。这与她在孩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大相径庭。

本宁顿学院是基于一种试验性的哲学教育而成立的，它高度重视爱默生的自立论。学院的社区都是自给自足并安排紧凑。学院的教师都比较年轻（1932年学院成立时所有教师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下），一律都是自由派人士，他们与学生更多的是一种不拘礼节的自然随意的关系，而没有等级区别。学院鼓励开放的沟通对话，并且通过磋商咨询的方式保持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一种互动反馈。虽然教师的人数比学生多，但学生可以通过学生与教员管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来参与学院社区的管理。在这种与较传统的学校如最受推崇的瓦萨尔学院大为不同的新颖教育模式下，学生领袖经常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典范。

尽管这种环境一开始令黛安娜感到不知所措，她却同时感受到一种与她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约束性教育截然不同的、令人愉快的自由。她开始质疑过去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有了新的朋友圈子，在这一点上这些新朋友与她很相似。大学的第一年正值美国大选，校园里总是充满了关于新政和其他时事问题的激烈讨论。大部分学生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受到充满激情的辩论的影响，黛安娜逐渐开始相信充满激情、更为自由的社会政治。不用说，当她在晚餐时分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她的父母感到非常困惑。父亲非常坚定地准备投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一票，他认为那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是“绝对的愚蠢”，并责备黛安娜幼稚。出乎所有人（包括她自己）的意料，黛安娜回击了父亲的说法，认为父亲的生活经历“太过狭窄”。这是黛安娜有生以来第一次让她的家人感到紧张和不安，而黛安娜则开始感觉父母对她的态度充满了忧虑甚至是不信任。中学时期的密友从瓦萨尔学院和沙拉劳伦斯学院回来，如预期般镇静，只是看起来对她有些怀疑。为什么事情变得和之前这么不同？她认为这其中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她没有按照父母为她所设想的道路走，而是开辟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结果虽然苦乐参半，但她依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黛安娜并不是唯一一个大学时期在意识形态上经历如此显着且永久转变的学生。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对1936~1939年入学的本宁顿学院的近400名女生进行了调查。和黛安娜一样，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富有、传统、家教良好的家庭，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本宁顿学院经历了政治观点上的转变。例如，尽管1936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罗斯福以压倒性的60%的普选选票及262张选举人选票获得了胜利，而66%的本宁顿学院学生的父母投了阿尔夫·兰登的票。在本宁顿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们基本都追随他们的父母，62%的新生投了阿尔夫·兰登的票。但这一比例随着年级的增高逐渐减少，二年级学生的比例为43%，而三年级以及更高年级的学生仅为15%。

此后25年和50年开展的两项跟进研究表明，学生们在大学时期所形成的政治观念在他们此后的人生中一直都保持不变。相对于同龄人，本宁顿学院的毕业生们更倾向于选择自由主义的课程，比如女性权利和公民权利运动等，而非保守主义类的课程如越南战争。他们趋向于选择与他们拥有共同政治观点的人作为爱人和朋友，而后又以他们的政治观点影响他们的后代。

本宁顿学院的女学生们在政治观点上的转变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她们后来对自由主义态度的稳定性可以从中得到理解。第一种方式是女生们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超越了其家庭及社会团体所灌输的价值观，以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真实位置。即使是在今天，大学依然被认为是寻找或成就真我的一种极好的途径，因为它为学生们提供的自由让他们脱离了父母的影响，并且与新同学一道全新地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则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态度和观点的转变是因为外界的力量。以本宁顿学院的学生为例，这个外界的力量就是本宁顿这个团体给他们施加的力量。毕竟，学生的新观点与学院现有的标准如此相似，不免让人有些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