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位点单的客人而言，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忠于自己的内心。而其后试图点同一款啤酒的客人则陷入了困境。他们可以简单地说：“很好，这也是我想要的。”或是完全忽略自己选择同款啤酒的自我意识，但独立意识通常使人们最终作出另外的选择。

这一研究表明，在形成及表达自身个性的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确定他人眼中的自己与自己眼中的自己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共性，但我们不想成为“盲目的模仿者”。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我们的言行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只为给别人制造一种“假”象。与他人相处时，我们希望给别人带来欢乐但不哗众取宠，表现出智慧而非自命不凡，表现随和而不是盲从。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典范，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表现自己？

事实上，我们所作的任何一个选择，在他人眼里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每个人个性的代表，只是一些选择的代表性更强。通过音响播放的音乐，相较音响的牌子，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品位。选择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越弱，则越能表现个体的个性，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如音乐、时尚等并无实际用途的事物。无论是从一个流行音乐的博客上直接下载音乐列表，还是从一位了解流行音乐的朋友那儿直接获得音乐列表，抑或是直接复制一部电影或一本电子杂志的音乐，都是在向世界声明，我们没有个人主见。但倘若你使用的是你所崇拜的演员所使用的牙膏，则往往会更倾向于被归因于该款牙膏非凡的清洁牙垢的效果。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生活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准确地展现自己的个性。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通常都直接表明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或者至少是我们期待他人认为这些选择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在救济中心或是捐衣活动中的志愿者会被认为是利他主义者；坚持跑完马拉松的人会被认为是自觉主动、有自我约束力；自己粉刷房间或是打造别具一格的家具的人，会被认为是心灵手巧。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作出各种选择时，我们在意的不仅是哪些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个性需求、我们需要什么，还有旁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选择的。我们从生活环境中的小细节里寻找线索以判断旁人是如何看待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这要求我们对代表某个特殊选择的本地化和现代化的细节非常敏感。

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乔纳·伯杰和奇普·希思（Chip Heath）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逐个拜访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呼吁学生为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抗癌活动捐款，同时佩戴黄色腕带以表示他们对该活动的支持。一周以后，研究人员开展了第二轮的黄色腕带销售活动，这一次的研究对象是校园里有名的“极客”①宿舍。又过了一周，研究人员开始调查还有多少人佩戴腕带。研究人员发现，与极客宿舍相邻并且共享同一个校园餐厅的学生们中，32%的人自极客佩戴腕带之日起便摘掉了黄色腕带，而对于那些宿舍离极客宿舍较远的学生们，这一数字仅为6%。突然间，佩戴腕带已经不再表示“我支持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抗癌活动”，而变成“我反对社交活动，我正在学习克林贡②语，仅仅是为了娱乐”。尽管全世界所有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支持者都佩戴腕带，并不含有任何“极客”的含义，但对于紧邻极客宿舍的学生们而言，佩戴腕带在一夜间已经多了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