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三重盈余”标准，我们可以将成长和盈利的企业置入一个坐标系中，横轴是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利润的成长，即企业的影响力，受益者是作为企业出资人的股东，竖轴是企业对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回报，受益者是社会和自然这两个“股东”。按高影响力和低影响力、对环境的回报和破坏，将这类企业分成4种类型。

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

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

上述4种类型的企业，我认为，蜜蜂型企业应该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典范。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

天作造化，地载众生。无论自然界的每个生命物种，还是经济社会的公司法人，不仅具有先天的生存本能，而且都有自己神圣不容侵犯的生存权利，每个生命体的生存权利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为什么现在自然界的物种越来越少，濒危动植物越来越多？

为什么现在科技文明、经济文明如此发达，反而贫富悬殊日趋拉大，人们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中越来越感受到生存的危机？

为什么现在市场游戏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企业家们反倒觉得环境趋势充满变数、充满风险、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以至于不得不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应对各种生存挑战，并深深感到“唯惧者生存”？

我以为这些威胁生存的一切都是由人类根深蒂固的斗争和竞争观念引发而造成的恶果。“争”不但没有对我们的生存带来尊重和保护，反而剥夺了许多物种和企业的生存权利，加重了地球的生存负荷和危机。

表面看来，达尔文倡导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似乎不容置疑地揭开了物种生存发展变异的真谛。其实不然！一般来说，一种学说、思想的提出，其背后总隐藏着某个集团或组织或群体的利益追求。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为无产阶级翻身准备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资本家实施粗暴的原始资本积累，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准备的。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尊重人性和人权的需求。

同样，达尔文进化论尽管看到了物种生存变异的共性现象，也阐述了一些环境变化促使物种进化的机理，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忽略了或者说是有意不谈，那就是造成生存斗争的根本原因。

达尔文提出的“生存斗争”，站在自然界所有物种生存权利平等公正的立场来看，是有失公允的，称不上法则，只能算一种人类游戏规则。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达尔文所说的“生存斗争”现象，是站在整个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立场上来研究自然界物种的生存变化。

按我的理解，任何物种的变化包括诞生、变异、减少乃至绝迹，都是由于物种所处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和生态链失衡造成的。物种的遗传和变异，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决不是“进化”二字所能简单评价的。

如果遵循生命运动的时间箭头，凡是能生存到现在的物种，可以称作一种进化；如果由于环境变化而迫使物种丧失生存权利或者不得以努力改变自己而抗争生存机会，我以为这就是对生存权利的不尊重，是一种生存践踏，是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思想和行为的退化。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物种生存本是自然界一幅最和谐最激动人心的壮丽画卷，因为天地之间运动的“出轨”，曾几何时给地球生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像恐龙、始祖鸟等史前时代的物种，人类只能从仅存的化石中找回地球家园早期的记忆；亘古洪荒，大禹治水、诺亚方舟，人类也几度沉浮几度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