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了人类文明以来，人类——这一在大自然面前相当渺小而又在所有生命体中自诩为高级生命的种群，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能力，谋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在不断地破坏自己和其他物种共同的生存环境，无休止地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源，以牺牲环境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使整个自然界和谐有序的生态链从此走上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恶性循环。

达尔文站在人类利益集团的角度提出的所谓“生存斗争”，实际上是人类为谋求环境、资源强加给自然界物种的不平等的生存规则。达尔文因为不能跳出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坚持与自然界斗争的思维怪圈，因而他所演绎的进化论学说，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极不和谐的。

不是吗？因为“生存斗争”，人类俨然以高等物种自居，一方面不断地向自然界学习，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自然环境、自然资源遭到毁灭性的开采、挖掘和破坏，物种之间的生态链处于循环的极限甚至中断，而这种观念自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更加速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

表面看来，“生存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实际上是人类向自然界其他物种抢资源，在自然界中则是强物种向弱物种抢资源。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为了求得更大更多的生存利益，发生了血与火的战争和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这种恶性斗争的结果是什么？资源抢来抢去最终集中到少数的几个生存寡头手里，而多数生存物种则由于资源一天天耗尽只好被迫适应斗争环境而走上变种之路，然而变到最后由于整个世界资源的枯竭也只有死路一条。当大多数物种、大量生命体处于消亡的时候，我敢断言，自信“生存斗争”的“生存寡头”们也活不多久了。因此，我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是误导人类社会进步的欺世谎言，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人类自掘坟墓，整个世界都无法生存。

案例：宝洁与沃尔玛

在沃尔玛成立的早期阶段，实力强大的供应商如宝洁公司对它是很强硬的，但当沃尔玛强大之后，并没有反过来对宝洁强硬，而是与宝洁结成伙伴关系，它告诉宝洁，我们可以共享沃尔玛的电子信息来改善双方的业绩，结果宝洁公司成为通过计算机与沃尔玛联网的第一批厂商之一，宝洁在沃尔玛设了一个70人的小组来管理其出售给沃尔玛的产品，到1993年，沃尔玛已经成为宝洁公司最大的客户，每年经营大约30亿美元的业务，约为宝洁公司总收入的10％。

宝洁公司与沃尔玛之间的产销合作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起参与当时宝洁公司销售副经理罗·普利切特所推动的战略转换和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前，宝洁公司作为美国大型生产商，拥有强大的经营实力和销售队伍，在销售政策上也一直采取强硬的态度，常常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和特殊权力严格控制下游经销商和零售商，并迫使后者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自己的营销战略。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零售业超大规模的兼并浪潮，使其在流通领域的弱小地位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此背景下，宝洁公司选择了与沃尔玛公司合作建立产销联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实施合作的主要组织机构，宝洁公司和沃尔玛双方组成由财务、流通、生产和其他各职能部门组成的约70人的专门合作团队，派往沃尔玛实行协作管理。根据专门合作团队的策划，沃尔玛公司于1989年开始对宝洁公司的纸尿裤产品实行供应链管理，即构筑JIT型的自动定发货系统，其具体的形式是双方通过EDI和卫星通信实现联网，借助于信息系统，宝洁公司除了能迅速知晓沃尔玛物流中心的纸尿裤库存情况外，还能及时了解纸尿裤在沃尔玛的各店铺的销售量、库存量、价格等数据，这样，不仅能使宝洁公司及时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和研发计划，同时也能对沃尔玛的库存实行单品管理，做到连续补货，防止出现商品结构性机会成本(即滞销品库存过多，与此同时畅销品断货)。沃尔玛从原来繁重的物流作业中解放出来，专心于经营活动，同时通过EDI从宝洁公司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及时决策商品的货架和进货量，并由MMI(Manufacture Manage Inventory)系统实行自动进货。沃尔玛将物流中心或仓库的管理权交给宝洁公司代为实施，这样，沃尔玛不仅不用从事具体的物流活动，而且由于双方之间不用就每笔交易的条件(如配送、价格问题等)进行谈判，大大缩短了商品从订货经进货、保管、分拣、补货到销售的整个业务流程时间，有效地控制了牛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