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认为，权臣最能推动朝廷的决策，实施立宪也要靠政要主持，要促成立宪，必须使权贵重臣赞成并进行陈请。张謇的策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朝廷颁发上谕：“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任命。商部顾问官既是新制，又冠以头等，这就为他借此参与立宪运动增加了份量。1904年5～6月间，张謇与汤寿潜、蒯光典、赵凤昌等为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折稿请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帝国宪法。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折稿拟就后，谨慎的张之洞并未立即出奏，他让张謇探询袁世凯的态度，以决定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的倡导，对立宪的推进则大为有利，因此与断交了20年之久的袁世凯正式复交。

张謇闻悉商部尚书载振等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以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除为张之洞修改奏稿外，还加紧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更以《日本宪法》12册托人秘密送入皇宫。《日本宪法》传入宫中，慈禧阅后，召见大臣说 ：“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当时在场的朝廷枢臣相顾无言，不知所对，因为在慈禧太后说“好”之前，他们读都没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