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启超是立宪派的一面旗帜，那么杨度的地位之重要也不容忽视。在对立宪运动的实际操作层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低于梁启超，他精通宪政原理，在体制内外都得到信任，清末他给慈禧太后开讲宪政，民初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极力拉拢他。他的地位令另两位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与张謇都不具备。在1906年的考察政治大臣尚在行程中，杨度就为端方等译述各国宪法，这就要求他对宪政原理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宪政修养也必然得到提高。他协助起草报告，得到朝廷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官僚立宪派的特别器重，并在内廷为慈禧太后讲解宪政知识。仿行立宪的诏书颁布之后，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沈家本主持的修律活动，这个时候的杨度以宪编查馆提调身份参与当时《大清新刑律》的最后核定，并出席资政院议场，向议员阐述讲解新刑律的内涵。

杨度对《新刑律》的理解反映出他的宪政思想的深刻性——

“立宪的原则，立法司法是分离独立的”、司法、立法不分开、不独立，“与宪政原则最相违反”；

“现在我国宪政日日进行，立宪国体既许人民之自由，即不可不有一种正当的法律以防范之。其所以防范者，使其自由于法律之中，不得自由于法律之外”；  

“旧律既不适用，不能不改用新刑律”，使“一切法律都与宪政相符合”。“……世界文明，各国的法典，都有法学共同的原理原则，无论何国的法律都不能出乎此原则之外。”

“原则原理相同的国家，司法上彼此尊重国家主权。中国旧律由于不合各国的法律原理原则，所以司法上产生两个恶果：领事裁判权的确认；教案。” 

他还认为要以个人本位的国家主义代替传统的家族主义。新刑律与旧刑律的根本不同就是“精神上主义上之分别”：旧律依据家族主义，新律依据国家主义。所有国家的法律都经历家族主义阶段。“如无家族制度，社会不能维持，即国家亦不能维持”，进入国家主义阶段，法律亦以国家主义原则而制。”

杨度是制度决定论的力倡者，主张制定限制君权之宪法，建立责任政府，以及成立赋予人民以参政权的国会。他认为开国会问题最重要，评价宪政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是国会。在这种意义上看待当时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国家，英国宪法是最高的，德国次之，日本宪法的则再次之。“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识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之程度高也。”杨度对开设国会的倡导是身体力行的，他的主要方式是上书政府和民间演讲，并期望政府在一二年内就能够开设民选国会。在此后的1907年9月他发起了宪政研究会，并引领湖南人民向当局发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在宪政编查馆，他时刻以倡导开国会为己任。

在民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后，当局不得不考虑确定召开国会期限问题。杨度曾对袁世凯、张之洞说：“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入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杨度力倡开国会，其意图之一是与革命党展开政治竞争。杨度曾经致函梁启超说：“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白人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派满’所以应用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