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诏书发布的时候，立宪派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肯定它为“本朝二百余年未有之盛举”，“是我国历史以来五千余年未有之盛大举”。绅商学子甚至认为：“以五千年相沿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环球各未有之美矣”。他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在欢呼的同时，全国的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首都北京最先行动，1906年9月5日，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以及一些报馆，阅报社，就开始高悬国旗庆贺，11月25日这一天（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寿诞，北京各学堂万余人还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庆贺典礼。另外，在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杨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立宪庆贺会。

张謇欣然致函袁世凯，对他的推动作用深表赞赏：“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公之功烈，昭然为揭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张謇的笔墨，有过誉之处，但毕竟反映了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对清政府采取预备立宪态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东方杂志》也载文对袁世凯的作用予以了肯定。

立宪派和各省立宪势力决心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预备立宪公会，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清廷施加压力，希望政治改革更为深入。1906年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公会宗旨是教育国民，为立宪作好思想准备，人民应关心、研究、议论国政，以供政府采择。 预备立宪公会推举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主要成员多为江浙工商界代表和具有开明思想的东南绅士。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反映了江浙资产阶级的崛起，同时也表明，上海正以中国近代第一大都会的资格与中国古老的政治中心北京分庭抗礼。由于预备立宪公会半数会员均投资近代企业，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利。预备立宪公会还得到了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的鼎力支持。同时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法政分会、广东粤尚自治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先后成立。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帝国政府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

在欢呼庆祝之余，立宪派积极展开诸如叙络同志、结合团体、办报演说、请愿集会等旨在参予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他们斗争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批评、监督、敦促清政府的筹备立宪问题上，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