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是北京满族正红旗人，1866年出生，幼年家贫。戊戌变法期间，32岁的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表示赞许。通过开办一份日报，发表政见启发民智、救国救民，一直是英敛之的夙愿。1901年4月下旬，英敛之从上海回到天津后，得到几个教友股东的资助计划开办《大公报》，严复也是个小股东。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正式创刊，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编辑等职。在创刊号上，英敛之撰写的创刊词这样说道：“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启发民智、学习西方以达国富民强是英敛之的办报初衷。

《大公报》放言议政。在1902年6月21日的《论归政之利》一文中，英敛之呼吁慈禧太后不要再搞“垂帘听政”那一套，并称慈禧真正放权给光绪皇帝有以下八大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大公报》还指名批评军机大臣、顽固保守派大臣之一的刚毅实为“国贼”。

英敛之还指出1901年开始的变法步子太小，不能服众，辛亥革命发生之前近十年时间里，《大公报》一直坚持操守，不与权贵甚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妥协，竭力推动新政、立宪。走过了从倡言“保皇斥后”到主张“君主立宪”，再到伸张民权、同情革命的历程。

1907年7月，当清政府把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处以极刑并株连同党时，《大公报》立即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制造株连党祸，谴责清政府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为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此外，英敛之的《大公报》为积极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倡议天津各界抵制美货，拒登美国广告。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在天津办公，他看到《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后，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局邮递、禁止市民阅读《大公报》。接连几天，《大公报》的在天津的零售量不降反增。袁世凯又以政治拉拢、重金收买的办法对待英敛之，但仍旧无效。

英敛之主管《大公报》的时间实际只有十年（1902～1912年）。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从此，英敛之偕夫人回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