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御史赵炳麟、王步瀛等人也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建议。他们认为简单地仿效西方宪政形式，将会对中国的变革，对现体制下的秩序稳定带来严重的危机，因而他们认为应该推迟预备立宪，到时机成熟以后，再考虑以渐进方式来推进宪政改革。从他们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们对西方强盛和日本崛起的深层次原因的认识程度，与那些提倡立即进入立宪倒计时的官员相比可能并不相差太多，不同于御史胡思敬、翰林院侍读柯劭忞这些人——他们对西方宪政并没有既无兴趣也无认识，他们之所以反对立宪，乃是担忧东方传统被西方政体冲击毁于一旦，对专制君主的信仰与效忠是深入骨髓的。于式枚公开表示，在现阶段，应以加强君权，发展实业，实行开明专制为手段，中国的立宪应在20年之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这种态度使他在当时显得极为孤立，以致成为立宪派士绅们攻击的众矢之的。

还有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他认为，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国当下实行立宪政治的理由。他指出，“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他主张应该当下急务乃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开明专制主义。

留学日本的陆宗舆提醒一心以日本为榜样的同僚们，“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皇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重新树立天皇的权威开始，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