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期间，全国有报纸60多份，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但在1900～1910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1902年5月份，戴鸿慈建议由翰林院主持建立报馆，以“广见闻、息浮议”，并得到政务处的支持，是为新政期间官方支持办报的开始。在1903年，官方报纸的举办迅速铺开，商约大臣吕海寰、外务部左丞伍廷芳提出了具体的办报建议。《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相继创刊。同年底，商部主持创办《商务报》，宣传中央政府商务政策，启发商民觉悟，此报在商部工艺局设立发行所，在北京、上海、汉口设立总代售处，由各省督抚协助发行、销售，同时广泛征集民间人士代售，实际上走的是“民销”与“官销”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各类民办报刊在这一阶段也大量涌现，除了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还有以下诸报刊：

《时报》创办于1904年6月，名义上为江苏人狄楚青开办，其实在他的背后有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时报》之名即为梁启超所定，语出《礼记》“君子而时中”、“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该报“专讲平和，专讲立宪”。

《京话日报》的创办者也是江苏人士，名为彭翼仲，他做过政府官员，在1901年后卖掉家产，弃官办报，后半生“呕心挖肝苦办报”，终生不渝。该报仗义执言，以开发民智为宗旨，公开宣称该报为“替天下人说话的地方”，表示“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也是要说的。”同行业者《大公报》盛赞“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该报仅在北京一座城市就有2000多家阅报、讲报处，除京师以外，还在天津、保定、通州、锦州、开封、新乡、西安、南京等重要城市设有代理处。

杂志类则首推张元济创办的《东方杂志》声名最为显赫，影响巨大。该刊针砭时弊，洞悉时事，广播知识，是一份大型综合类时事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至今仍是后人客观认识清末社会的重要原始凭据。分设谕旨（中央文件）、社论、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调查、附录各栏，另外还有小说、丛谈、新书推介，改刊不仅在民间受众广泛，而且被官方认可为“舆论的顾问”。它每册250页，15万字，1919年之后改为半月刊，1949年停刊。办刊时间长达45年。

在海外，梁启超于东京主编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文学作品到时政理论，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任公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在政治上，这份刊物一直宣称君宪体制。

在这个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虽然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但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追逐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运输到其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