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冬天，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第二年年初与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兴中会机关部，对外则叫“乾亨行”。当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朱贵全、邱泗、陆皓东、程奎光等四名革命党人牺牲。尤列于起事失败后逃亡到越南，1898年夏天他听说广西游勇、天地会首领李立亭举兵反满，率领会党2000余人，打着“立誓驱尽洋人，以保卫华民”的旗帜，攻克了好几座县城，就率革命党人宋居仁、邓荫南前往广西与他进行接洽。但等到他们一行人抵达藤县时，李立亭部已经被清军剿灭，李本人也败逃了。

1900年夏天，孙中山派郑士良筹备广州再次起义，尤列则负责长江会党联络事务。当年闰八月惠州革命起义再遭败挫，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签发的通缉革命党人的首犯名单中，就有尤列的名字。当时清政府参将颜梓琴呈报张之洞：在湖北麻城拿获到了革命党人尤列，张之洞命令将尤列解往武昌就地正法，其实当时真正的尤列已经逃往到了日本。尤列到横滨之后，与孙中山一起住在前田町一百二十一番馆，与留日学生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程家柽等人频繁接触在这里面，他们共议“开导侨界，沟通学界”的革命宣传计划，并拟定了“中华民国”国号。但当时横滨大同学校的教育权操纵在康有为的门人徐勤、梁启田之手，旅日侨商绝大多数的政治观点又倾向于保皇改良派，他们觉得这个光绪皇帝还是不错的，应该拥护他夺权搞改革。尤列于是联络工界的人组织了中和堂，这一组织到了民国之后尚能屹然独存，尤列的功劳最大。

1901年之后，尤列又来到南洋，最初在新加坡牛车水单边街行医，对于花柳杂病十分在行，当地的华人男女对他的医术都很肯定。按革命党人的说法是：尤列的目标是在运动当地的工界，经常在烟馆赌徒、烟花柳巷中宣传革命排满思想，逐渐自己也染上了鸦片瘾。久而久之，赚到了钱，就去买鸦片烟膏、烧肉面包等，回到家中闭门停业高卧不起，等到黑白二米（时人称鸦片为黑米）俱享用一空，然后又重理旧业。当时在南洋华侨中，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倾向于保皇改良派，广东商人经营的七大商店，被称为“七家头”，他们对暴力革命是相当排斥的，其中以朱子佩的商号实力最大。福建商界领袖邱菽园所创办的《天南新报》，大力倡导保皇改良思想。尤列对于侨商们的态度很清楚，就重点在工界中发展革命同志，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等南洋商埠组织中和堂，并且高悬惠州革命军起事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旗，以壮声势。《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也加入了中和堂成为其会员，后来黄伯耀又介绍福建人陈楚楠、潮州人张永福与尤列相识，陈、张二人都是当时新加坡的富商，有志于革命，并且开设了一个名叫“小桃源”的俱乐部。1903年闰五月“苏报案”发生时，他们联名致电驻上海英国领事，请求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不要向清廷引渡章太炎、邹容二人。等到合资创办《图南日报》，就请尤列介绍人冲任该报主笔，尤列最初推荐郑贯一，郑因为别的事情推辞了，就改聘陈诗仲任改职。郑贯一、陈诗仲都是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1904年春天，《图南报》正式发行出版。孙中山当时从日本抵达檀香山，读到了《图南报》，非常高兴，就写信询问尤列该报组织创办的经过。

1905年六月份孙中山从欧洲东渡南洋，预先给尤列发电报嘱咐他介绍《图南报》诸位同志相见，船抵新加坡后，尤列带领陈诗仲、张永福等人登船与孙中山进行商谈。所以才有了第二年春天新加坡同盟会分会设置的事情，英、荷两国在南洋的殖民地相继从之，革命思潮于是弥漫于南洋群岛。

1908年革命党人在镇南关、河口两地发动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有很多革命军士避居在新加坡，因为给养困难，人员庞杂，聚众闹事、行凶杀人等事层出不穷，因为尤列身居陋巷，与他们经常交往，也被牵涉进去，被捕入狱，刑期满后被驱逐出境。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尤列来到云南。云南总督蔡锷以礼相待，尤列很快北上至京，袁世凯把他当作革命元老对待，认为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威信足以与孙中山相抗衡，试图笼络到他，为己所用，还特意把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荣禄老宅送给他。民国三年，尤列看到袁世凯有称帝的迹象，就移居天津，然后又东渡日本神户，每天以著书为职业。先后有《四书章节易解》《四书新案》等著作在日本出版。民国十年孙中山在广州设计大元帅府，命许崇智斥资三千元修治观音山文澜阁，回忆起兴中会前的老友“四大寇”，就把尤列及陈少白、杨鹤龄召来居住。尤列到广州未不久，又因为与陈少白语言不合，闹起矛盾，就仍旧居住在香港，以教授蒙童为生计，他的私塾开办在油麻地弥敦地五○一号三楼，穷苦潦倒一如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