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台湾，再一次来到日本。他在与别人的谈话中说：“本人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动极为关注。因为比较其他列强，日本在地理上更有优势，并且向中国派出的军队也最多，显示出了很强的军事力量，以至于列强都为之震骇。既然如此，本人预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将采取同样的步骤，在一切对华事务中都要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成为事实，本人将奋而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以期大举谋事。岂料日本政府优柔寡断，此次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夺，这样一来，本人的事业又安能不受挫折。”又说：“本人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据主导地位，则本人的事业也将无可作为。”

孙中山意识到：日本靠不住

1900年11月下旬，孙中山说：“本国目前的形势，将是大举起义的大好时机，我党同志也大有奋起之志，正在稳步推进。”他与日本商人签约，购买250万发弹药，还试图摸清伊藤博文内阁对自己的态度，“起事之前必须取得一两个强国的支援，至少必须取得谅解。现今日本内阁更替不久，外交方针还不明确，看来依靠日本还不如依靠已经表示谅解的英国为好。但是必须查明本党起事之际日本政府将采取哪种态度”

黄兴讲民权

黄兴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所开创的官费留日的受益者。留日归来，他在长沙教书期间，经常利用课堂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在博物课上，黄兴端来一盆水，里面放着一条鲤鱼，说：“鲤鱼跳龙门，这是那些过去造反的人，为了做皇帝，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鲤鱼是绝不会成龙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赶走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这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法国革命党人就很聪明，革命成功后，把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再也不要皇帝了！”在历史课上，他给学生们这样讲解“民权”一词，他先问：“读过《孟子》吗？”大家都说读过，他继而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权思想。”黄兴组织华兴会时，他的很多学生及同事都加入了。

前赴后继的“汉奸”们

孙中山认为以下人物是一脉相承的：“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

驻日公使致电外务部：孙文很可怕

1905年，在日本至少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既感到了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国家留学。在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则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他们一方面是新事物的吸纳者，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士人传统中的忧患意识。

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他奔走各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外务部的密电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借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很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