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月28日《申报》发出社论《论杀革命党》：“夫革命党者有革命党之资格者也。欲推倒现在之政府，则宜先有组织未来之政府之能力；欲除去社会之蟊贼，则宜先有增进社会幸福之计划。若仅持其破坏之主义，而无建设之手段，则徒扰乱全国之平和，妨碍民生之治安而已。”“今之革命党，吾见之矣。茶店酒楼之上、大庭广众之间，而嚣嚣然曰，吾秘密党员也，吾持流血主义者也。……揣若辈之意，不过以为‘革命’二字乃时下所崇，将借是以为美丽之徽号、时髦之头衔耳。”一些官吏以捕杀革命党人为“升官发财之捷径”，故而“以热心官场之人，而亦视为革命党矣；……以沉溺花柳之人，而亦视为革命党矣”。作者感叹，如此情况，“真吾国革命党之特色，亦全世界革命党之污历史也。”清末暴虐官吏的这种乱作为，反倒为革命党起了舆论宣传作用，也使得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势力更加鱼龙混杂，老百姓不能辨识，甚至不少社会渣滓、流氓地痞、黑恶势力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革命军，乃至地方长官。

《论革命恐慌之结果》

1907年8月6日《申报》发文《论革命恐慌之结果》，再为清政府出谋划策：“当有以立大信与天下，推赤心于国民，宣布实行立宪之诏书，消除满汉不平之界限，则革命之祸自消，徒事恐慌无益也。……欲消除革命之祸，屏绝恐慌之祸，非实行立宪，其道无由”。

《东方杂志》呼吁停止革命

《东方杂志》1907年第6期曾发文《息争篇》，呼吁停止革命：“虽然政府处置党人固失其策矣，而党人之不审时势，醉心法乱，盲进仿效，又乌能辞其咎也。”

《时报》报料：徐锡麟案的另一种影响

1907年7月17日《时报》“京师通信”头条：“自徐锡麟事起，江督端午帅（端方）有一长电致铁尚书（铁良），其大旨云：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云。”

《时报》《大公报》《中外日报》：肃亲王毕竟是不错的

1907年7月22日《时报》发《京师来信》一文：“皖抚（安徽巡抚恩铭）被戕之报达军机处后，政府中人惊愕不置，遂会议曰：‘宜处徐党以严刑，夷其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肃邸闻之，独不谓然。曰：‘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彼革命排满之徒已获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已难禁其逆谋。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属均无连累，以示朝廷德泽之厚。’军机不允。肃邸即告醇邸并洵贝子以此意，得其赞成。三人联袂赴军机处，再言夷灭九族之非计。庆邸、陆中堂等闻言，始允其议。乃电江督从宽惩办。”

1907年8月9日《中外日报》发文报道：“近来北京各王大臣议论防备革命党之事，其最占多数者，皆云革命排满之风潮，非可专侍武力压制，当实行改良政治及立宪政体，藉以除去此等风潮，始不失为良法，而肃亲王尤最持进步之意见。彼常劝政府以后凡有疑为革命党者，概宜从宽办理；对提倡革命主义之人，则宜鉴于国家之大势，避偏颇于种族之争，与之共图政治之改良云。”

1907年8月15日《大公报》对此也有报道： “某日政府以近日革命风潮剧烈，商于民政部堂官（肃亲王），请其设法办理。惟该堂等持议略谓革命党不过愤中国政治之腐败，故出此激烈举动。政府若能将政治切实整顿，则匪党自然渐渐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