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革命者在海外的报刊、著述持续不断地鼓吹革命排满、推翻满清外，国内的“民间舆论”，包括影响面很广的《申报》《时报》《大公报》等，虽然对具体的参与人有所同情，并且在感情上予以理解，但是在大方向上，对革命、革命党是基本否定的，甚至将其视为“枭匪”、“马贼”，1907年8月25日《申报》载《论今日中国之两大害》一文，将 “马贼之祸，土匪之祸，革命之祸”并列，1907年7月30日《申报》则将“土匪之祸，革命之祸，暗杀之祸”并称为“三祸”。甚至将“外患”与“革命”视为“今日中国之两大害”，指责“兄弟阋墙，引狼入室”；认为革命之害，“小则内溃之祸，大则土崩瓦解，决无可全之理”。 “推其祸之所极，均足以亡我中国而有余。然欲图所以救国之方针，非实行立宪，更无足为救国之策。……非实行立宪则不足以消除革命之祸；革命之祸不消，则列强之害亦终不能去。”

清政府借助民营报纸搞宣传

1907年，徐锡麟、秋瑾的皖浙案，因为巡抚恩铭被杀，在朝野之间震动很大，当时的社会舆论比较多元，有不少人为秋瑾喊冤、为英雄落泪，也有不少报纸批驳革命党人肆无忌惮。清末报纸的不能受政府有效管制，还要“得益于”租界的庇护，大量的报人、知识分子在里面办报出书，又在租界外发行销售，从北京到地方，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长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甚至连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也都读他们的报纸，或多或少会受些现代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租界”对于中国，本来是大耻辱，但是客观上竟然成就了这样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笑过之后，尽是辛酸。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早就在书本上记下这个道理了，慈禧太后他们就是不敢放开搞。对于租界外的报纸，清政府由于当时在搞预备立宪，需要营造好的舆论氛围，也不敢太过干涉报纸声音。发生过几件干涉的事，但是都清清楚楚地留在了历史上，并且在当时都搞得清政府很被动。

徐锡麟、秋瑾案其实对于清王朝来说，本来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毕竟此前孙、黄等人策划的起义都是发生在广东、广西这样的边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这样的“小事”基本上被内地舆论有意或无意屏蔽，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充其量是边疆地区的革命割据势力，但是徐锡麟他们直接在浙江、安徽这样的内陆重地搞革命，影响就不一样了，还一举暗杀掉了巡抚大员。根据在大通学堂搜获的反清枪支弹药，与秋瑾共谋起事的程毅、蒋继云，会党首领聂李唐、徐买儿等人的口供，能够证明金华、武义方面的反清起义的确与徐锡麟、秋瑾、大通学堂有关，史实也如此。浙江地方官遭到报纸舆论指责时，北京方面积极策划，形成所谓的《两宫办理徐党之意见》，指示浙江方面：“除著名死党严惩不计外，凡所胁从，断不可妄事株连，致乱人心。”

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更是在第一时间致电太仓兵备道瑞澄，告诉他“自徐匪惩办后，人心大定，地方安堵”，要他“速告申报、时报、沪报、新报、中外日报、新闻、南方各报馆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