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作者：洪小文

人生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每个路口都通向不同的“未知”与“可能性”。无论求学，还是求职，我们总是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做出“非此即彼”的重大决定。

回望过去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路，很庆幸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留下遗憾——生活的魅力恰在于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倘若当时做了其他的选择，今天的我是会更开心，还是后悔？因为真实的人生决不像玩游戏那样，可以随时存取进度、重新来过。

第一个故事——童年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我向父母提出，我想到台北很有名气的仁爱国中就读。但台湾有着“按学区升学”的制度，在我的坚持下，父母进行了一番努力，我也如愿以偿地升入当时的“明星学校”——仁爱国中。

我已记不清那时为何一根筋地“非仁爱国中不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正是那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初中升高中要经过联考，而我之所以能顺利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仁爱国中的选择——高中联考那一年，我原本应该就读的那所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建国中学。

建国中学历史悠久，历届毕业生中包括了像丁肇中、白先勇、马英九这样的名人。当年，我在那里读书时，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大学联考中，我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台湾大学电机系。从1970年起，台大电机系成为台湾省大学联考理工类志愿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一直蝉联至今。但在上大学前，我根本不了解电机系，只晓得那是所有优等生趋之若骛的地方，而成绩最好的人上台大电机系也是当时的流行。所以，报志愿时可以说我是选择了“社会的选择”——如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电机（鸡）系，而是电压（鸭）系，那我很有可能就进了电压系。

说来惭愧，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时常生病，所以我也曾想过长大后做医生。但在初中一次生物课上，解剖青蛙的“恐怖”场面彻底粉碎了我的“医生梦”。在高中，由于对数学兴趣浓厚，我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且代表台湾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所以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纷纷来劝说我选读数学系，希望通过特殊项目，把我培养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学家。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追随主流的价值观——和数学家的梦想说再见，我决定去看看这个让大家趋之若鹜又不明其详的电机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对仁爱国中和对台大电机系的选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前者源于向上愿望和自我坚执，后者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信赖。后来每每想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总觉得，无论是执拗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标，又或是皈依主流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第二个故事：我的大学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高中毕业时有些“懵懂”，但现在看来，正是由于电机系涉及领域广泛、为学生提供的选项丰富，才让我有机会找到了毕生的乐趣——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电机系的一个主流方向，计算机软件也是从电机系演变出来的。我很庆幸在大学期间能够获得与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台大电机系无疑是全台湾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所以在于198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前，我已下定决心：留学海外，并以计算机为专业方向。然而，我该去哪个学校继续深造呢？

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选择。最终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尽管卡内基梅隆大学是全球计算机学界的执牛耳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这所学校的声名并不那么显赫，而我也确实有机会去上更知名的大学，但我看重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研方面的非凡积淀和雄厚实力。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很有前瞻意识。比如其分配奖学金的机制便颇为与众不同。几乎其他所有的学校都会将奖学金的分配权完全赋予导师，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利。卡内基梅隆则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机构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如此一来，个人兴趣发生变化或是不适应导师执教风格的那些学生便无须担心另投名师时会失去奖学金的“赞助”。所以在这所学校，教授们并不能完全掌控学生，相反的，导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粉丝”投身其门下。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导师们白天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展示其研究项目的魅力，晚上则很花功夫地开办Party与学生交流感情。

当年我选择罗杰-瑞迪教授做导师时也有一段故事：刚到美国，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比较弱，况且那时候求学于卡耐基梅隆的中国人也不多。因此我曾为选择导师的问题而很感头痛。那段时间，我只好挨个儿参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销会”。一路听来，我发现大部分教授说的英语我只能听懂八九成，只有两位教授例外——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为这两位教授和我一样，都属于“外国人”，说话时语速比较慢。其实美国大学里几乎一半的教授都来自世界各地，而这两位教授的发音又特别得字正腔圆，所以他们的英语听起来才那么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