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位教授一位专攻计算机语音，另一位钻研计算机视觉。两个领域都需要电机系的理论基础，所以选择这两个教授会让我更有信心。我想，语音是处理一维空间的问题，而视觉则是二维空间以上的问题。我还是先解决一维空间的问题吧！

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为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疑证明了“发现并追随兴趣”的重要性。日后的工作经历也充分说明，基于兴趣的选择总是可以让我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发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让我能长时间以来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回顾少年路，当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与了解各个领域来锁定自己的兴趣。能够选择计算机这一行业并有所造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羡慕当今的一代，在这个互联网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更多机会从纷繁的选项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许有人会担心，太多的选择和诱惑会不会造成“新新人类”对学业的不专注？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图灵奖得主？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乐观：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允许更多的人根据自己兴趣来做出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用心、更专注地对待自己工作，职业生涯也会因此走得更远、更好，实现个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当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也并不是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出类拔萃，他只是在最难的数学课上表现优异。当时他辍学创立微软不正是凭着自己对计算机软件的狂热吗？

几乎每一个我所敬仰的海内外杰出人士，他们的动力都源自于对事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绝非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的“功成名就”。

第三个故事——在职场

拿到博士学位后，虽然我也很留恋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但却很排斥那种时常需要写提案申请研究经费的“流程”。考虑再三，我决定去工业界的研究单位。在我那个年代，贝尔实验室和IBM TJ Watson研究院一直是学长们趋之若骛的去处。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在美国，历来有“东岸公司”与“西岸公司”的分别。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围——东岸公司大抵以悠久历史和权威性令人起敬，西岸公司则因活泼宽松的环境而使人亲近。我比较向往加州的阳光和西岸公司（特别是硅谷公司）的活力，而且1992年前后，苹果电脑公司的发展势头看上去很不错，他们宣布将研发新一代个人电脑、进军消费电子市场，并推出了PDA的原型机——Newton Massage Pad。这些因素使我最终选择了苹果。有趣的是，我成为了当时第一位拒绝贝尔实验室语音组Offer的博士毕业新生。

在那个阶段，微软其实也曾邀请我加盟。时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的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正在加盟微软组建研究院，他希望我也一起来。不过我并不清楚微软是否会看重我专攻的语音技术，另外我当时对微软这个公司的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错过了在成为微软研究院创院元老之一的契机。

客观地说，苹果为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环境。公司派我到新加坡组建了一个25人的研究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和亚太区用户的需求开发特定的语音及手写技术。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研发出新一代中文语音和手写输入系统。

然而很遗憾，我加入苹果两、三年后，这家公司却步入了成长历程中最为艰难的几年——对个性化创新的极端追求让公司走入了一条迎合小众、孤芳自赏的歧路。1994年，业务拓展不利的苹果开始削减研发投入。相反，一直被苹果、IBM的光环所掩蔽的微软开始大放异彩，在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等产品领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

1995年，在微软负责语音技术研发的黄学东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一起做点事，但由于我对苹果、对团队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兼之当时微软又是被苹果人视作“头号劲敌”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婉拒了他的邀请。但黄学东却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和韧力。他告诉我说，微软给我的Offer将永远有效。而且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主动联系我，问我会不会改变心意。我想任谁都很难持续拒绝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