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金融改革的热烈讨论中，有一种非主流但值得关注的声音，认为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影响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独立，威胁到了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低效率、脆弱的金融体系，直接妨碍一个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的信心，从而危及一国经济稳定，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并触发全面的政治危机。苏哈托政权铁腕统治印尼三十余载，但却在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下瓦解了。从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到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9 2000年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危机，历史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其金融体系不稳健，就难以享受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

因此，从金融体系稳健的角度，从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角度，来关注所谓的“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不能以“金融安全”为名，对中国银行改革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一基本取向加以排斥和抵制。那种以为只要继续强化对银行的国有控股、抑制外资参与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体系根深蒂固的问题与风险，就能保障“金融安全”的意见纯系自欺欺人。如果这种没有实证支撑的观点一旦变成了政策，则将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但保障不了所谓的“金融安全”，而且会降低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系数”。

近年来，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机理和传播机制的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健性与其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造成或加剧了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发达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一些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而一些经济上最封闭的国家金融体系也最落后，其效率也最低、风险管理最薄弱、不良资产率最高，从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最高。

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外资参与度无论按持股比例还是市场份额来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机后这些国家痛定思痛，为了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恢复市场信心，才不得不下定决心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如波兰、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日本和德国等。

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也可能最有启发性。在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之前，韩国是世界上本国金融机构最受保护的国家之一，外资在韩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199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锁国”状态中惊醒。从1998年金大中总统金融改革开始，历届韩国政府皆采取了更开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资参与度不断上升。到2005年，韩国前七大银行中的Koram和KoreanFirstBank分别被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全额收购，Hana和KoreaExchangeBank由外国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公司控股，且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78%和74%。如果计入外资在公开交易股中的持股，则外资在两家最大银行 韩国国民银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政府机构）暂时绝对控股（80%），外资持股比率仅为12%。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但没有危及韩国的金融体系安全，而且通过其资本和专业资源的投入，韩国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以及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由于大部分银行机构在经营上更有效率，在财务上更为健康，韩国的整体金融稳定性也就相应有了明显的改善。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