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和奶业大规模投毒事件是系统工程。大恶绝非个别人能够成就。同样，美国金融危机也是大恶，是系统工程，美国最高法院纵容了券商的不法行为。大法官们偏袒券商，并不是美国商会几个人的活动所能够解释得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商会并没有过错，其工作人员也没有过错。美国商会是美国大公司的组织，其工作人员自然是要为美国大公司谋利益的。但那些足智多谋的美国大法官偏听偏信，辜负了美国广大人民的希望。

美国最高法院如此偏袒券商，美国法律界也有不服的。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斯D·考克斯便是一位。他与一些法律教授联名上书为斯通里奇案中的投资者鸣冤。他们指出，判决书并没有明确欺诈中主要参与人与帮助和教唆者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说，背后支招的券商与直接造假的安然一样坏。券商的律师则坚持认为，“只要幕后的行为没有传达给市场，就不能成为责任的根据”。[ Linda Greenhouse. Supreme Court Restricts Securities Lawsuit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08]也就是说，券商可以为发行证券的公司出歪招、邪招，只要券商是策划于密室，没有直接欺骗投资人，就无须负责任。考克斯教授是个好人，还愿意站出来与券商作对。这样的法律教授在美国已经不多了。券商、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已经结成神圣同盟，三位一体。有的券商和证券交易所每年还直接或间接地发放研究基金，贴补愿意就范的学者。得罪券商——不，只要是不为他们说话，那就拿不到项目。

作为美国法律界的友好使者考克斯教授还来过中国，为中国证券监管人员举办过讲座。不过，来华的美国证券法教授不止考克斯一位。美国证券法权威考费教授也到过中国，为中国证券监管人员作过报告。安然事件之后，考费教授曾出具过一份法律意见书，为安然的律师事务所说话，间接为安然说话——当然是有偿服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时候，曾经选修过考费教授的《证券法》，对考费教授印象很好。考费教授气宇轩昂，满脸正气。谁料到安然丑闻之后考费教授会为安然效劳。考费教授和考克斯教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考费教授到中国宣讲，为谁说话不言而喻。

考克斯教授与考费教授之间的分歧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之间的较量也已在中国静悄悄地展开。美国的券商无时无刻不在设法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直接争夺同代人，各类学者也肩负使命到中国宣讲。美国商会悄悄地影响美国法官，开辟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美国的各类专家频繁造访我国“传经送宝”，试图影响我国的决策者，也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