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候选人有两大筹款基地，好莱坞和华尔街。好莱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导演施皮尔伯格等大腕们纷纷慷慨解囊，为民主党新秀奥巴马出钱，支持他问鼎白宫。不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里根和现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就是例外。两人也是好莱坞起家，却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不过总的来说，影视界人士是民主党人的坚强后盾。

华尔街不同，华尔街是共和党人的天下。截至2004年2月，美国证券投资银行业给布什的政治捐款是482万美元，给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政治捐款是109万美元。2004年，金融界共向联邦官位的候选人提供了3.39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律师和游说人共提供了2 112万美元。出钱的律师多是诉讼律师，其中有专告券商和公司高管的诉讼律师。诉讼律师中大多是民主党人。这些人自然是券商的对头，但他们钱出的少，与券商相比，影响自然也要小很多。

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大多擅长对冲，涨跌都要赌。金融上是这样，政治上也是这样，他们在共和党的身上狠下功夫，同时在民主党身上也下一些赌注。保尔森在高盛坐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为共和党出钱出力，他太太则出面向民主党提供政治捐款。当然，有些金融巨子从灵魂深处与民主党是一家。对冲基金老大索罗斯就是一位，比民主党还要民主党，与布什等共和党死硬派不共戴天。索罗斯已经公开声明，全力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鲁宾是美国券商出身，重大问题上站在民主党一边。如今鲁宾的儿子也在华尔街从业，也是民主党的中坚，大力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马。

奥巴马去了一趟华尔街，筹得了不少政治捐款。来捧场的朋友们每位出2 300美元。奥巴马还与年轻专业人士会面，来者每位交纳100美元。既然是年轻的专业人士，想来事业刚刚起步，收入相对较少，所以入场费可以少交一些。以前政治捐款的大户是券商中的精英，现在又多了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生出许多新施主。华尔街的人不仅有钱，而且长于拉钱，其中的筹款高手也是民主党候选人招揽的英才。

券商们也对政客们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券商们担心过度规治会削弱美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但我们主要是希望政客能够推动全球贸易自由比，推动货物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在全球化的斗争中，美国券商是矛，是时刻准备深入其他国家的矛，所以他们主张全球贸易自由化[ David Henry, Eamon Javers. Romancing the Street, BusinessWeek, April 2, 2007]。政客们会认真听取券商的意见，表现得非常谦虚。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金融老大们拥戴下产生的总统和议员先生们，不可能真正与施主们叫板，不可能对金融老大们兴师问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尔街的金融巨子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

但历史上不是这样的，历史上共和党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对金融寡头都比较反感。西奥多·罗斯富是一位共和党总统，其非常仇视托拉斯集团，与摩根是对头。威尔逊总统是一位民主党人，对华尔街的老大们也绝无好感，拒绝与他们沆瀣一气。1911年，美国金融老大们试图唆使中国政府发行债券，总额是5 000万美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金额，这笔债券的利息是9%，利息与承销费加在一起达发债筹资额的10%。华尔街的老大们要求威尔逊总统保证，一旦中国政府不还款，美国政府将出兵催款。威尔逊总统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金融老大们自知理亏，放弃了这笔大买卖。

20世纪30年代后风向变了，与华尔街金融寡头作斗争的大多是自由派人士——通常都是民主党人。比如，布兰代斯大法官，许多人视其为美国《证券法》理论基础的奠基人。布兰代斯大法官与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关系甚好。又比如，道格拉斯大法官，他曾经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是一位让券商芒刺在背的角色。后来在多方斡旋之下，道格拉斯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离开了证交会。再比如，纽约州的前总检察长斯彼特慈尔，也是一位民主党人。他曾经与美国的大券商们做过坚决斗争，逼他们吐出了14亿美元，以减轻其分析师所造成的危害。不过斯彼特慈尔现在已经另有高就，成功竞选纽约州州长。此兄争抢州长一职时，华尔街券商没有一家出来反对，都希望他早点走人为好。可以说，斯彼特慈尔最后也与华尔街的券商们达成了某种默契：斯彼特慈尔见好就收，老大们也不坏他的好事。

今天，美国的金融老大已经把国内局势搞定，他们现在又肩扛资本市场的大旗，全世界到处乱跑，跑马圈地，开拓自己的地盘。美国券商的头号代理人保尔森公开提出：“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需强健的资本市场而拥有成功、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 朱周良．保尔森上海之行提请中国加快金融开放，上海证券报，2007年3月9日。]无论他的话正确与否，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全球资本市场正在以美国资本市场为蓝本发生变化，就资本市场而言，是其他国家与美国接轨，而不是美国向其他国家靠拢。如果美国券商高兴地唱起“咱们券商有力量”，好像还不太好说他们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