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人上，王安石也很急进。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前面说到了，变法从一开始就被很多朝中大臣所反对，王安石为培养自己的“改革集团”，就只能提拔一些“青年干部”。而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支持变法，其实是有着政治目的的：支持就能升迁！自己的飞黄腾达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并不是真的拥护变法。

众所公认的奸臣、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蔡京，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熙宁三年，熙宁变法的第二年，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朝廷的重用。而这一切都源于王安石的保荐，之所以会被保荐因为蔡京是变法的支持者。

曾布、魏继宗、韩绛、吕惠卿等，在后世大都被列入了奸臣之列。除开能力外，更多的是其个人品行。例如曾布和魏继宗，在朝臣一直反对和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之后，就联合起来攻讦吕嘉问。而此三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如曾布就是被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少卿。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不能说王安石有意如此，只能说王安石太想有人支持了，因此非此即彼，不反对我的都是好人，好人就要重用，进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果王安石不如此急进地提拔任用还不了解的人，至少对其品行进行一番考察，也不至于因此受累，经常被反对派抓住这点而弹劾，也不至于陷入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

王安石凭借变法一鸣惊人，却因变法而声名狼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国家和百姓的一片热诚。王安石志不在做官，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一再拒绝任命。他在庆历二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一直到四十六岁才得意，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年之久。在此之前，“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美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就任，朝野上下就越希望他出来做官，一时间，朝拜者、请安者、侍奉者络绎不绝，“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

他一生为官清廉，没有私敌，就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典型的好人一个。结果却因变法一事，自己留得身后骂名，更有人将其视为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借用冯梦龙的这首诗，向王安石先生道一份尊敬！

为了国富民强的理想，王安石走上了推动改革的道路。在世时，司马光、苏轼兄弟等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名人都是他的对手。去世后，更是身后骂声不断，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王安石的经历很值得玩味。

个人认为，将王安石与吕惠卿、蔡京这些奸臣相提并论是很让人痛心的。要知道，王安石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增加财富，希望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无论是当朝者、同朝官僚还是百姓苍生，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对王安石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示不满。为什么一心做事却落得满身不是？难道是王安石的方向出现了错误？当然不是。从青苗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出发点正确不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王安石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方式与方向同样重要！

为什么王安石做了正确的事，结果却没有正确地做事？文章分析得出王安石在推事和任人上过于急进。是的，一下子推出那么多的新政策，事先没有充分的时间把事情想周满，事中没有时间去落实执行，事后没有时间跟踪反馈。这些事情成了打蚊子的大炮，说是大材小用不如说摆设来得贴切。因为要推广那么多的新政策，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做这项工作。由于对人才的需求过于迫切，不调查背景、不问原因地提拔任免新人，所以蔡京、韩绛、吕惠卿等被后世称为奸臣的人被王安石一手提携起来了。事情没做成，还培养那么多破坏分子，王安石想不挨骂都难。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急进，往往意味着容易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