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疆场拼杀，李自成终于实现了他的最大目标：打进北京城推翻明王朝，此时的他有理由傲视天下。是的，他打下了北京城，逼死了前朝皇帝，收服了前朝太子及百官。因此，当他带领着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开往山海关攻打吴三桂的时候，他一定踌躇满志，一定把此行当成自己检视全国的一次预演。但从他踏上征程开始，他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其实，山海关一战是李自成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失败之一，但这一次失败却使他从此再没站起来，因此，这次失败原因很值得研究。查找一下原因可以发现这么几点：吴三桂先降后反，因为李自成从心里没有重视他；认为吴三桂的军队不堪一击，这是李自成从以往明军没有战斗力的经验进行的判断；认为自己只是同吴三桂交战，因为李自成此时已经没有兴趣再去做战前准备；部队兵败如山倒分崩离析，因为以为坐拥天下已经忽略了队伍建设。看了以上的原因，我们知道失败是从李自成那颗被胜利膨胀的心开始的。李自成的失败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骄傲最容易让自己犯错！

一人战斗王安石

一心想要“富国强兵”，阿积极推动各项改革，结果却被后世认为是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把其与童贯这样的公认奸臣相提并论。这个人，正是王安石。

1067年，中国历史在波澜不惊中再一次发生了皇位更替，年仅二十岁的赵顼登上历史舞台，史称宋神宗。是时，北宋的政权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繁重的开支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o食货志》记载，到1065年，国库亏空已达1570多万。财政的捉襟见肘使神宗很是头痛，甚至把春季祭天大典的赏赐都从一点变成无，以节省开支。历史上将这个局面称为：“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神宗让大臣列条陈，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可他听到不是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就是要他布德行惠，或者就是选贤任能、疏远奸佞，唯独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在他比较郁闷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曾让自己欣喜的声音，这个声音正是来自王安石。

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递交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的一份万言书中，倡议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以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在赵顼登基前，有个叫韩维的秘书郎，每每在赵顼面前推荐王安石。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太子议论治国之道，深得赵顼赏识。正是在那个时候，王安石告诉赵顼说：“我可以帮您使国库充盈。”这正是赵顼最想要的。1069年，王安石被已经登基的赵顼提为参知政事，次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改革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从变法推行开始，反对的声音就络绎不绝。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贬吕诲去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议支持。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结果我们知道是以失败告终的。简单地把变法失败归结于反对派的“徇私利己”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很多人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反对他的目的和初衷，而是反对他的方式。例如，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司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要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方向相同的，但路线各有不同。从后来发展的结果来看，虽然不知道司马光的路线是否正确，但王安石的方式肯定有问题，否则王安石理想中的改革受益者--皇帝和老百姓不会反对变法。

熙宁七年(1074年)，有个叫郑侠的人上书神宗，并提交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当时民间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他改革的本意是为百姓谋幸福，可事与愿违。神宗因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这也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虽后来王安石又官复原职，各项法令也恢复执行，但由此可见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动摇。《流民图》反映出了当时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也当然不支持变法。据说在神宗皇帝去世后，司马光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为什么百姓觉得司马光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简单的道理，百姓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主政，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了百姓的态度。作为变法受益者的百姓都不支持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存在严重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韩琦(前宰相)、富弼(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资治通鉴》作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甚至苏轼兄弟，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名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如果他们真的是因反对变法而断送了宋朝，为何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对这些人的品格和才干都是评价颇高呢？一个人是徇私，两个人是勾结，但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如果上上下下都认为你是错的时候，要么是方向错误，要么是路线错误，或者技术上有偏差。即便说王安石的方向和方法没有错误，但至少其方式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