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的意涵

因此，通讯技术决定了组织形态；同时，它也塑造出城市模式。为制造原料商品而设的典型工业组织庞大、具阶级性、固定在一个地方，并能在一旦电话与电报可确保信息通过系统迅速传播时分散。而时钟这个最佳隐喻，便阐述出标准化、规律性与机械化等工业时代的特质。至于工业景观的视觉标示，就是冒着浓烟的红砖工厂。信息时代城市的标示则趋向两极化，一种是干净、卫生、冰冷的郊区华厦，另一种则是位于城市内缘，设在整修仓库内的时髦工作室（请参见1994年《民众季刊》〔Demos Quarterly〕的“解放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y〕）。

另一方面，信息科技已证明，地点是暂时、不明，非固定的实体，而与日俱增的移动与虚拟性，则可能断绝我们的归属感。随着公共空间与特性的地方感日减，意味着利益犹如地理位置般，在界定小区上扮演愈来愈吃力的角色。而由于社会同构性、固定性、合作需求等营造街坊的因素消失，纵使在邻里层次，小区感可能也几乎荡然无存。

就环境角度来说，生活质量与地方息息相关，并与所在地有较个人及主观性的关系。恋地情结被视为情感价值的核心，它远超越环境，提供了人生的意义，也是基本的人性需求，当人们参与塑造地方时，这种情结更加强烈。

由于虚拟使人能远距离感同身受地参与，因此已撼动了地方实体性。如今时空在前所未见的层次上运行，而这是人人都必须妥协的。实体世界具备基本的感官特质，能使身历其境发挥出最大的经验效应。

此外，这些变化也制造出一种新的地理排他性。与生气勃勃、并较为富裕小区比邻而居的，是不断遭受剥夺的贫民窟。消费者需要现金参与城市活动，然而人们的消费与休闲模式却愈来愈少重叠。企业的呆板，加上排他性的使用模式，无不破坏了市中心的中性空间角色。

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身怀技能的“组合式工作者”（portfolio worker）来说，城市提供了刺激、自由与活力；而对缺乏这类条件的人来说，它却只有绝望、无力、不安与贫穷。城市创意行动有因应社会排他性的迫切必要，而要评估这种排他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瞧瞧人们在工作、学习，以及其他形式上的参与权如何遭到剥夺，还有他们为何会缺乏现今最珍贵的资本，也就是人力资本。这所指的不仅是正规资格与技能，还有较微妙的资本，比如说知道怎样在工作时举止得宜、如何取悦顾客、如何与团队合作……并能察觉潜藏的机会”，以及了解如何不仅与同道者聚首一处也和那些遭社会排斥者形成网络（请参见培利·希克斯〔Perri 6〕，1997年）。

政治变迁

经营并治理城市的制度正重新受到关注。尽管民主日渐普及，但未必总能履行参与的诺言。权力正在转移，尤其是转向辅助原则，从国家转往地区和地方，而地区及地方则转向公、私部门与志工单位间的合作；至于向上，则是转往如欧盟等跨国机构。有关城邦（city states）的兴起，便犹如意大利文艺复兴般，引起愈来愈多的讨论。如今我们视城市为复杂的混合物，其中有领导权重叠的利害关系者。至少在英国，民选市长的构想再度兴起，但这并不是要为城市找老板，而是要找个有远见、能善用人才与资源，并提供策略性愿景与重心的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