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选民投票率下降，已引起市民对其他参与形式的兴趣，如从公投到选民陪审团，还有从教育家到妇女、老人或少数民族团体等非地域性的社群代议等。我们再次可以看出，这种同构性也受到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挑战。

然而在城市事务中，良好的管理是种具有竞争力的工具。或许有人会质疑，从少数人中选出，并身为少数政党成员的无薪议员，是否该拥有对城市事务的最后控制权。除了这类民选组织外，总有愿意致力贡献，以改善城市生活的个人。这促使“利害关系者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的概念得以普及，继而促成新形态城市部门架构的设立。 

文化变迁

经济与技术转型、人口大量迁移，还有全球化效应等，都已产生强烈的文化影响。无论是文化机构，或是独立活动与展出的主办单位，也因此有所改变。至于产品，尤其是娱乐业作品的同质化与标准化，正威胁着地方认同感，逐渐使城市无论是看起来，或是感觉起来都大同小异。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是冲突和创意的肇因。对某些人来说，文化代表某种“防护罩”，让他们避免不受欢迎的改变；对其他人而言，则代表用以面对未来的“基础”。

对于城市推陈出新来说，文化遗产与其当代文化表现，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昔日的建筑、艺术品、传统、价值观与技艺里获得灵感。而文化借由使我们的存在感有所寄托，来帮助我们适应改变；它显示我们来自某处，而且其中有故事要说；它能提供我们面对未来的信心与安全感。文化遗产不光是建筑，它包含了能证明某地与众不同的一切文化资源。文化位于创造的核心，它也因此是种日新的生活方式。

以往渊远流长的文化，还有身为媒介的文化机构，通常都会为社会的目标而协调。但如今状况不同了，由于许多人认为，在文化中做抉择根本不民主，并受限于传统的阶级与特权制度；因此民主社会在判断文化事务的对错、好坏时，往往总是举棋不定。直到最近，文化与当代文化主流精神间的关系才比较自然，对其角色也有所共识。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表达方式，就是为宗教服务。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靠王侯或资本家的力量，主要以再造城市为重心。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为了提升市民的素质并改善社会，重点转为发展知识。而以此为起点，19世纪出现了博物馆与画廊、公共图书馆及交响音乐厅等文化机构。至于19世纪文化机构的核心，便在于知识民主化的概念。而知识民主化的目标，则在于更广泛地提升大众素质，以适应工业时代和民族国家的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