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专业层面思考政策，则涉及检视诸如交通、环境、经济发展，或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既有政策，并考虑现有模式的功效，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例如，在交通方面，原本可能着重于车辆运输，现在则可能需要转为结合公众利益，还有私人运输的混合模式。再不然，或许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地方当局部门的名称，例如将社会服务改为小区发展，而这种原本象征“视市民为受害者”的概念，已改为更具正面着眼点的“视市民为潜能”。

重新思考政策执行，则涉及检视政策的详细机制，如有关财务安排，或是规划章程，以激励并指引发展方向。这或许包括考虑如何建立许可制，还有它们锁定的对象；或是建立哪些奖励架构，诸如退税、财政奖励等，还有地方计划的特质，以及它们所强调的优先要务。

新思维的特质

统合性策略与界限模糊

局限、两极化、区隔性思考都无法激发解决未来城市问题的方案。应用在问题上的观点愈多，就能以愈富创意的方式处置。从许多角度检视不同层次的问题、分析的深度，还有揭露各专业训练的假设，都将令人更了解何以会造成根深蒂固的错误。这并不是要否定现有专业知识的价值，无论工程师，或是物质环境规划员，他们的技术能力依旧不可或缺，但要解决多数城市问题，还是需要与其他技能，尤其是人类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技能结合。历史、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等知识已在城市事务中消失；而与交通或分区议题有关的，绝不只是车辆或土地利用。假使交通规划人员能较了解心理、文化或心灵地理，那在兴建穿梭小区间的城市高速公路时，就会更加审慎。至于接踵而来的犯罪与社会问题，则会由其他想为居民重新培养某种凝聚力的人接手。

我们在背负历史包袱的状况下，会习惯两极化思考，并往往怀疑统合性、跨领域和多元领域的思考。两极化世界寻求的是交换，并非双赢对策。19、20世纪时，出现了日趋专业化、知识阶级化的趋势，而那结果是我们只专精于更少的事物。我们忽视了局部与独立系统生态之间的种种领域、模式和动能间的关联。这种思维是以循环及永续为基础的：输入-制造-输出，接着输出又成为新循环的输入。在这个模式中，凡事都会以某种形态重现。我们的线性逻辑支配一切，同时在简化的必然进步的概念下，令人难以掌握左右城市动能的普遍模式或矛盾，这都与那模式背道而驰。例如，更多高速公路往往会带来更多车辆、更多交通阻塞；然而，限制移动性有时却可能提高可及性。我们发现，你不可能说出文化、经济发展、环境永续性间的综合效益，或是交通与移动如何影响城市心理；而切割知识更大的危险，则在于城市交谈的共同语言消失，以致城市问题解决者彼此无法对话。随着沟通能力消失，危机点也跟着出现。

我们在检视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时，得以看出许多领域的知识统合面临着挑战、知识界限日益模糊，还有重组往往充满创造性；而重视其他领域的价值正是关键所在。在多元领域的规划中，不仅汇集了几个领域，以维持各专业的完整性，也考虑到源自其他领域的教训。然而，那不过是第一步。相反的，跨领域规划却真正交织了各种知识，并通过构想交流，酝酿出创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