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罗珊开始逃课，错过用餐时间，哭着入睡，当她发现自己再也承受不了时，就与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约了时间谈话。治疗师要罗珊直接喊她“诺琳”时，她吓了一跳，似乎对大人的这种开明不太习惯，而诺琳是罗珊见过最富有同情心的人。她没有告诉罗珊该做什么，或分析罗珊的感受，她只是听。对罗珊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借由诺琳的协助，罗珊度过了大学的头一年，以及接下来的三年，诺琳协助她发现自己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从未真正被父母关爱的感觉。罗珊一直认为自己的父母很好，但她现在明白他们并不是很了解她，罗珊的父亲总是很忙，母亲也不曾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成人。

最后诺琳让罗珊相信：除非她能与父母把问题厘清，不然就永远无法摆脱她的愤怒情绪，也容易让她陷入沮丧。罗珊同意之后，诺琳建议她与我联络，做几次家庭治疗。

第一次见面，罗珊及她父母先后到达，虽然他们都微笑着，但三个人看起来就像猫绕着蛇看那么警觉。我在电话中建议罗珊，在第一次见面时，尽量放慢步调，也请她试着不要把太多的愤怒一下子全倒出来，而是能与父母取得一些共识。

但实际上她所表现的不是她的感受，而是她一直在追寻的。她首先拿父亲开刀，说她小时候爱过他，但等她年纪渐长，就发觉得自己的父亲很可笑，又对别人漠不关心（他努力工作，理个小平头，投票给共和党，是一个忠党爱国者，在他生命中没什么事会让他好好思考）。在听完女儿不友善的评论之后，罗珊的父亲说：“你就是这么看我的？”然后就不说话了，沉默就是他保护自己的盔甲。

然后罗珊转向母亲，她称她母亲“肤浅”“伪君子”，而对一位母亲最最残酷的指控就是：她说她母亲“只关心自己”！

罗珊的母亲很努力地试着听下去，但是做不到。

“那不是真心话！”她说，“你为什么凡事都要这么夸大其词？”

这只让罗珊更火！母女两人就这么一来一往，用尖锐的声音互相指责。

我试着要安抚他们，但没有很成功。罗珊拼命要沟通（不是旧式的“说话”——一个给、一个收，而是“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发展：一位家庭成员坚持要把一些重要讯息传达给其他人，以“事实”当面与他们对质，不管对方听不听。

结果是罗珊的母亲哭着离开。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单独与罗珊见面。她说她很抱歉，上次的会谈没有让情况变好，不过她很高兴把自己的感觉发泄出来了。她认为母亲表现出是个不能接受事实的人，正如同她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罗珊说她与母亲已经不说话了，但是她不在乎。

六个月后，相当出乎我的意料，罗珊打电话来说，她与父母想再来见我一次。这回他们交谈的气氛虽然很友善，却是天马行空、不着重点。罗珊夸说母亲的鞋子很好看，又问候妹妹的近况，她母亲也询及她过得如何。难道罗珊已经忘了那些痛苦？罗珊再度觉得自己是被人施惠的对象，被草草打发了事，她不想发作，却又忍不住。

她很生气地指责母亲不是真正对她的感受关心，只是表现出形式上的礼貌而已。我的心陡然下沉，但是这回罗珊的母亲并没有像上回那样有冒火的反应，或阻止女儿说下去，她没有说太多话，也没有为了替自己辩驳而打断罗珊说话。是什么原因让她这回可以安静地听女儿的指责呢？我不知道，但是她的确在听。

一个母亲所承受的最大压力之一是，成为子女在“需求”及“愤怒”这两个最原始转变的标靶。气愤会直接扑向那双推动摇篮的手，不管母亲是多么的慈爱，这也是孩子寻求独立自主必经的历程。罗珊的母亲似乎感受到这一点，依稀记得在某些方面，她的小女儿还是她的小女儿。

罗珊似乎在期待母亲有报复的举动，但是当她所预期的情况没有出现时，她就冷静下来了。她想要的似乎只是被听见而已！那次会面之后，罗珊与家人的关系有了戏剧化的转变，以前只限于独白或沉默的沟通方式，现在已进入“对话”的状态。罗珊会用打电话与写信的方式与母亲分享秘密，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也不是每次都很成功；但是罗珊已将母亲当做一个可以对她开放的人，而不只是单纯视她为“该把什么事都做对”的母亲而已。罗珊也变得较不会孩子气，更像一位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成熟女子。

因为罗珊那种“被倾听”的需要无法满足，让她与他人隔绝，也让她充满怨恨。解放自己就是把那堵阻挡她与别人联系的墙弄塌！她的一些幼稚的感觉，只说明了长期以来没有机会说出的感受。与诺琳谈话时，罗珊不需要防卫自己，这也使罗珊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罗珊与父母第二次聚会的情景，偶尔也会在一般家庭中看见，那就是某个人说了些什么，然后整个情况就变了。并不是因为罗珊说了什么而造成变化，她以前也说过这些话，而是因为她母亲把自己认为对的一些想法先摆在一边，只是好好地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