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决定出路，对“三农”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给北京“三农”事业和城乡关系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农业发生了功能性变化。北京农业的功能从单纯提供食物演变为提供生态服务和休闲娱乐旅游等文化服务，从菜篮子、米袋子变成氧吧、游乐园，创意农业使农业的内涵变丰富了，使农业的形象变时尚了，更使农业的增值效应倍增了。农民发生了观念性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促进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农民有了医保和社保，没有了后顾之忧，生活方式也逐步向市民看齐。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首次突破60%。实现了由靠天吃饭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近年来，随着北京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北京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在迅速推进之中。农村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化。城乡一体化首先表现在就业的一体化。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实现了全覆盖，在所有乡镇建立了社保所，所有行政村建立了就业服务站。城乡一体化体现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医疗卫生逐步一体化，2009年实施了“新四统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全覆盖和一体化。城乡交流发生了双向性变化。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就像去商店买东西一样自然，不再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大家都是北京的市民。城乡交流的双向性变化，无形中成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剂。

3．疑问

作为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课题，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在思考其尚待完善的问题。

无论是北京，还是重庆和成都，在城乡一体化的措施中，我们看到几个突出点，户口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城镇化改革，这些都是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推动措施，能够为城乡一体化排除制度约束的障碍。

然而，现在的城乡一体化，有没有长期发展可能的问题呢？

有，2009年全国政协视察团经过在重庆、成都对城乡一体化的调研后，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六个命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指出：“这些问题包括土地经营承包关系和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引导城市资本有序进入农村、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和完善农村社保。”

总体上看，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仍集中于通过政策系统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

然而，就笔者的观点，目前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还不能真正长期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从长期来看，真正完成城乡一体化的目标需具备三个基础条件。

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长期发展，核心要解决农村本地产业的发展问题。只有农村所在区域，特别是那些与大中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农村，都有可以支持当地自我良性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后，农村收入才会持续提高，农村的面貌改善才有持续保障。如果这样的农村，没有形成本地化的产业基础，农村的发展就只能是输入型，而不会是自生型。

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长期发展，核心要解决农民就地解决就业机会问题，而不是全都来到大城市寻找生存。一个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不应该是年青劳动力全部在外打工，只有老人孩子在家乡的农村，也不应该是一个使本已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城市继续扩大负担的农村。城乡一体化，要通过农村当地经济支柱的发展，就地提供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在当地富足起来。

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长期发展，持续的基础是实现城市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统筹协调发展，不应该是农村的人口、资金都单向被城市吸附，农村的基本发展投入都依靠政府。城乡一体化，要发展广大农村，就需要使城市的资金、技术、高级人才有向农村进行流动的机制和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化机制，农村与城市资源不平衡，发展差距大的现实就没法彻底改变。

看来，根本解决城乡一体化，需要产业发展、本地就业、资源流入三个基础条件，而这三个条件，是由政府创造更有效？还是由市场创造更有效？

产业发展本质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下的利润积累，政府一厢情愿的主观推动未必见得结果良好。本地就业的基础是企业发展后对劳动力投入的有机增加，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至多实现促进的目标，没有长期容纳劳动力的机制。使资金、资源向农村流动，也是由于农村可以发现经济机会，不是政府推动就能达到目标。

从这个方面来讲，城乡一体化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需要市场化机制。而目前看到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好像更多发挥了政府的主观作用，而忽视了市场化机制的运用。

如果长期这样，国家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可能需要增加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