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祭祀

谁是这些建筑的主人？他们如何主导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部分依靠物质材料，但主要依据对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的释读。今天，我们所讲的有关商代王室的知识，商王以及仪式，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龟壳和牛肩胛骨上所刻卜辞的辨读。晚商时期每日都要进行占卜，在很多方面商王祭祀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在祭祀中，商王作为沟通人神的唯一中介的身份为其诏令和精神权威提供了合法性。占卜和献祭都由商王主持，服务于宗室和更广泛社会的需要。商族世系间、非商族部落与商族间的地位和义务在祭祀规范中得到体现。很多经济生产也服务于祭祀活动，尤其是面向贵族的手工制造（见后文）以祭祀需要为中心。许多商代物质遗存，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王族墓葬，都有祭祀活动的痕迹。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出乎意料。尽管上古中国存在多种占卜方法，最着名的有参照《易经》投掷蓍草，但商王占卜所用的材料和过程未见诸传世文献，也没有证据显示商代结束后继续使用。然而，商王占卜所用材料，尤其牛肩胛骨，可见于更早的新石器社会。公牛骨和雌龟壳的使用或许提示商代祭祀根源于几种不同的占卜传统。为何选择此类稀罕材料、它们可能具有什么特殊意义都无从知晓。牛肩胛骨为制造裂纹提供了宽大、相对平滑的表面，但安阳发现的牛骨首先经过繁冗的修整加工（图 2-4）。同样，龟的腹甲也需要不少工夫来切除内边、打磨表面。甲骨上的记号暗示牛骨和龟甲因用于占卜而被征收，并从边远地区运至安阳的祭祀中心。在晚商时期，牛骨和龟甲的使用数量基本相等，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估算每10天至少需要6头牛和12只龟。

牛骨和龟甲准备好后，在其背面凿刻凹窝，通常分两步。先沿甲骨纵向钻出几排圆窝，再于其旁凿出更小的凹槽。经过这两步钻凿，该处甲骨很薄，当灼烧时易于出现裂纹。所产生的裂纹，一道竖长，另一短道与之形成夹角，①成为“预兆”的显现，灼烧过程中发出的声响被称为“龟的声音”。释读这些兆纹是商王神秘的专长——他与祖先沟通的渠道。

今天，学者们所知的20多万片甲骨文来自征集和科学发掘，吉德炜认为这只占原先数量的5％-10％。这些甲骨契刻估计约有5000字符，其中大概40％已被识读，剩下的尚未破译，其中很多被认为是没有后续线索的名字或符号。这些契刻中有许多程式化的段落，多数常配以正反陈述。契刻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尽管大多与祭祀细节，尤其献祭相关。谁应得到献祭？仪式该何时举行？最常见的主题是对未来十天的预测，但气候、星象、收获、狩猎、生育、战事及许多其他主题也值得关注。

在占卜和献祭中商王和仪式遵从权力等级。神灵中最高的是“帝”（有时也称为上帝），帝可能是神化的商代祖先（甚或最初是对先祖的统称）。帝是非人格的、万能的，但遥不可及，唯有通过先王的灵魂代为祈祷。帝掌控自然和人类，既带来福祉，如丰收；也引发灾难，如干旱和瘟疫。作为最高神，帝可能孕育或等同于周代的神——“天”。如同帝，天也是非人格的，能给予祸福，周王通过祭仪与之沟通。虽然商王不能直接向帝言祈或献祭，但周王定期与天直接沟通，并以“天命”施政。

等级低于帝的是一系列自然神和祖先。前者包括日神、月神和四方风神，甲骨文中提到的自然神还有河（指黄河）、岳（很可能以嵩山为代表）。这些自然神是特定献祭的对象，例如对河神的献祭要向河里投掷玉器。祖先也接受祭拜，有些可能是古时的动物神，后被人格化；或者其他宗族的祖先，后融入商王世系。有些与神功伟业联系起来，后成为传说中记述的文化缔造群体的一员。周王室尊奉类似的人物，五谷之神（农神）后稷，作为他们的始祖。与后稷相关的功绩成为周代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的一部分。

对商代时王和民众影响最大的神灵是逝去的王室先祖，甲骨契刻记载了商王谱系：从缔造者成汤到安阳成为祭祀中心时的二十代帝王。此外，在安阳占卜的八九位商王被视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王室祖先包括王（父亲、祖父）、后或嫔妃（母亲、祖母），他们具有监视人世、回应言行的能力，这意味着时王不得不经常占卜，以避免不妥的行为。先祖年代离时王愈远，其神力愈强。周代也要定期举行祖先祭祀，子孙保留家谱，并至少向数代祖先进行献祭。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祭祀，后世虽多经修改，仍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商代对祖先神灵的祭拜预示了周代对天的礼仪，天也会监视周王的行为。商周的祭祀都认为祖先有和常人相似的需求。对神灵的定期献祭使得礼器成为商周艺术史的焦点（见后文），除了歃血和人殉，祭品更像生人的餐饮。尽管祖先神灵本身需要崇拜和献祭，其对时王的最大价值是作为与帝沟通的中介。按吉德炜的观点，献祭是一种契约性的贿赂，商王由此为自身和属民获得某种结果。商代祭品的种类——肉、谷物、酒、人——再次预示了周代的情形。商代晚期，开放、有自由度的献祭系统转变为一套严格计划、模式固定的仪式。证据显示，西周早期的祭祀建立在晚商体系上，但呈现较大改变，对酒和人血的需要减少，西周青铜礼器种类的变化佐证了仪式习俗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