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兴盛于隋唐之际，尽管此前的数百年间已在南北方的上层社会中生根，但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成为更为普遍和深入的角色，其影响可见于隋唐皇帝的政令。诸如601-604年间兴建111座佛塔的举动并不鲜见。⑦皇室的财富和威望推动了玄奘（约596-644）译经和龙门石窟造像（图6-17、6-18、6-19）等工程。唐代两京的佛寺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当时盛大公共节庆的焦点，杰出的画家为寺庙绘制壁画而声名远扬。近年来长安以西法门寺（图6-15、6-16）出土的丰富遗物即与皇室供养人相关。事实上，佛教团体的兴盛也是9世纪40年代武宗灭佛的根源，朝臣认为外来宗教有损国家利益和圣贤之道，敕令僧尼还俗，关闭寺庙，没收其财产。

唐代是一个“国际佛教”时代，除了着名的玄奘游学天竺，还有很多其他中国、印度和东亚的行僧旅迹。他们的游历给中国的佛教重镇带来活力，并搭建起与南亚、东南亚佛教的联系。天竺僧人来到长安，留下密宗的教理和实践遗产。⑧来自日本、朝鲜的朝圣者也求学于当时中国的名僧门下，并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同时，佛教思想和修行的重要发展，特别是禅宗，在中国萌生。

寺庙和佛塔

建于偏远之地的佛教寺庙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实例（比较图5-14）。而两京的所有着名寺观在唐代及此后历经劫难，仅存几座石塔（见后文）。尽管遭受了9世纪40年代的武宗灭佛，至少有今山西省群山中的一座寺庙木构大殿幸免于难，该省还发现了另外三座晚唐建筑。这些大殿集建筑、雕像和壁画于一身，作为佛像的居室和礼仪的场所，决定了其布局和其他特征。这些佛殿为皇家宫殿等现已不存的建筑提供了佐证（比较含元殿复原，图6-3）。

现存的四座唐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是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主殿（图6-10），梁上的题记表明其建于782年，⑨殿内佛坛上的17尊泥塑佛像于同年制成。该殿体量不大，仅三间见方。殿内没有立柱，留出佛坛周围宽敞的空间。殿南宽大的月台与主殿台基持平。礼佛法事可在佛坛前或环绕佛坛举行。该殿面南而立，出檐高挑——冬季最大限度采光取暖，夏季则遮阳避暑。除了正立面有门和棂窗，其余为实墙，适于北方气候和山区环境。殿内屋架完全开敞，可以看到梁枋结构。中央的佛像也利用了这种空间设置，佛像的背光延伸至墙壁高度以上。几百年间，该殿经历了数次重建，其大部分构架可能是原物，或者年代较早。

最重要的唐代建筑体量更大，坐落于五台山林木线（树木生长的最高界限）上，地势更为雄伟。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是文殊（Manjusri）菩萨的着名道场。根据碑刻，东大殿（图6-11、6-12）建于857年。殿身面宽七间，进深四间，约34米×17。6米见方。该殿踞于从山坡削出的台基上，所以前后没有空间。东大殿为单檐庑殿顶，坐东朝西，居高俯瞰下面的院落。大殿檐头不加飞椽，可能经整收。正立面中央五间装板门，两尽间设直棂窗，两山及背面筑以厚壁，并开小窗。斗栱硕大，出檐深远，立面宽阔，此类雄壮的大殿在都城宫殿、寺庙中更为常见。如果说今天佛光寺大殿被视为唐代建筑的缩影，当属实至名归，而非仅因侥幸存留至今的缘故。

除了数十座砖石塔，唐代大型佛寺鲜有遗存。砖石塔有两种功能类型：一是墓塔，用以敛葬高僧的骨灰，这类塔数量最多；二是舍利塔，用以保存佛陀或圣人、圣地及相关事物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