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百年是中国悠久而多难的历史中最为激荡的时期。1912年，帝制瓦解，民国建立。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的内战中获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新的纪元。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贯穿于19世纪以来战火连天、起义不断、社会动荡的悲怆景象中。外国势力的反复蚕食、吞并和侵掠与同样破坏严重的内乱交织在一起，如鸦片战争（1839-1842）、两次中日战争（1894-1895、1931-1945）、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国共内战（1945-1949）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千百万民众丧生，且给社会民生带来巨大苦难。

在混乱与动荡中，文化领域在多种压力和相互冲突的力量驱使下更为纷繁复杂。艺术被政治化，有时沦为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传统地方模式与外来艺术风格相互抗衡。作为政治争斗的一部分，各种艺术运动与理论的冲突也一样强烈，而艺术领域也受到经济破败和社会涂炭的左右。我们把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发展放在一起谈论，并不否认1912年帝制终结和民族国家建立产生的深远文化影响。改革派批判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主张代之以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和体制，包括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受西方文学形式影响的本土现代文学，以及西式绘画和其他伴随民国而生的艺术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政策有时则更为激进，力图破除传统文化和精英权威，并要求艺术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艺术和先锋运动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本章重点关注衔接这两个世纪的文化结构及其相关因素。

这些话题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涉及中西方之间变幻的权力关系。众所周知，十七十八世纪中欧关系大体上是友好且相互尊重的，一则由于彼此之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和陌生感，二则因为两者的权力和声望不相上下。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繁荣，具有强大的陆上军事力量，政府和手工制造业享有较高的声誉。与此同时，西欧国家整体上在航海和商贸领域蒸蒸日上，科技方面成果斐然，开始与中国齐头并进，甚至连陶瓷制造等技艺也不例外。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1699年《中国近事》中表达了对这种力量的文化平衡的看法，他总结道：欧洲在天文学、军事科学、几何、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领先，而中国则在道德和政治、公共生活的和谐及对自然宗教的认知等社会伦理上优越。

19世纪，这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对中国不利的巨变。从历史和象征角度而言，一个关键事件是179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乔治·马噶尔尼（George Macartney）带队访华，向年迈的乾隆皇帝寻求更大贸易机会和外交地位，结果以失败告终。该使团乘一艘武装军舰前来，随载当时英国的制造业产品，以展示欧洲军事和工业能力的发展状况。但这些货物只被视为外来贡品，本来可能令中国融入正在形成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外交和商贸提议遭到拒绝。在宋元时期（10-14世纪），中国在科技领域，包括冶金、武器制造及其他军事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5世纪早期，中国尚具有相当大的国际航海影响力，但在那些对势力扩张至关重要的领域很快落后于欧洲，如航海技术、军火制造、应用数学、机械科技和工业艺术。最重要的是，中国缺乏带来繁荣和竞争优势的经济基础结构，即工业组织、机器和交通。虽然中国早在汉代（公元前206-220）的漆器制造中就以生产规模和劳动分工领先世界，但几乎没有加入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仅作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衰落，其艺术和工艺产品也声誉日下，被英格兰韦奇伍德（Wedgwood）的瓷器和法国里昂的纺织品所取代。

在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化历史中，剥削和灾难成了主旋律。1840-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长达25年之久，导致中国长期贸易逆差，经济衰退。1842年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岛并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以便鸦片输入，这只是一部漫长殖民侵略史的开篇。1860年，英法远征军攻克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遭到劫掠并被付之一炬（见前图9-44）。19世纪下半期，殖民者大肆瓜分中国政治版图，中国不断向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割地赔款。1912年，穷困势微的清王朝被民国取代，但外国侵略不减。在清朝统治末期，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其统治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