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困境并非全然甚或主要由外国势力入侵造成。统治阶层腐败无能、人口膨胀、经济政策落后等导致广泛的贫困，百姓怨声载道。1850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近25年的起义时代，致使社会破坏严重、动荡不安。同样，推翻帝制、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这些国内事件也是代价沉重，导致经济停滞、民生疾苦。

因此，仅以“中国对西方的应对”来描述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图景无疑不够充分。同样，若否认过去两个世纪中西方入侵导致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衰弱，也有失偏颇。在文化领域，引入了西方风格、艺术教育体系以及艺术理论。广而言之，对身份和群体问题的持续关注可视为对政治和文化解体境遇的弥补或应对。

身份问题在过去两百年的中国艺术里随处可见。早在19世纪，上海等通商口岸内外国殖民地的存在已使中国文化身份问题在新的媒介、受众和机制面前变得复杂。同时，左右于商业动机和残存的文人价值之间，艺术家和赞助者的身份问题突出显现于肖像画中。特别是在20世纪，艺术家们接触到各种国际风格、流派、媒介和主题，包括传统中国模式，而选择何者兼具政治和美学意味。许多艺术家曾旅居海外，在那里，中国文化身份和当地关系之间可能产生强烈的张力。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充斥着现代民族主义竞争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视觉艺术成为群体认同和竞争的重要途径，身份问题从个人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

过去两百年间，群体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性是基本社会结构一再重组的结果。随着1912年帝制瓦解，贵族、幕僚、朝廷官员统统改头换面。此前上海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各种关系，尤其在东南部的商业城市中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银行及其他金融业日趋重要，现代通讯和交通方式便捷了人们的交往。新的制度和机构应运而生，旧制度随时势而变革。在艺术领域，艺术家团体开始出现，与其说是文艺社团，不如说更像商贸组织，以促进成员的事业和福利为目的。

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和文化全面重新改造。农业经济重组为集体合作方式，旧有经济和管理阶层被废除，传统社会被彻底改变。不论农民画还是宣传画，艺术通过共有的文化形式在新群体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民国时期，艺术运动已经在现代主义者和木版画艺术家团体中形成了志同道合的组织。有些甚至跨越国界，吸纳了西方意气相投的艺术家或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