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辗转，谭忠余和周惠年于1932年初才到达上海。可谭忠余在上海还是难于展开活动，中央遂派遣他到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不足半月，组织遂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在一起，住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人，大概谁也说不清夏娘娘究竟叫什么名字，只是因为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大家遂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等，无一例外。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中共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就设在了夏娘娘家。自此以后，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住守着中共的某一个领导机关，并照顾着机关部分人员的食宿。1926年底，赵世炎调到上海，后任中共江浙区党委第二书记，夏娘娘等又从汉口搬到上海，她住的北四川路的一幢小楼，就是中共江浙区委机关。

刚返回上海不久的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到一起时，夏娘娘也是才从杭州回来。原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到周恩来的寓所时，周恩来刚巧离开，邓颖超怕他得不到通知而返回，就让也住在这里的夏娘娘和邓颖超的母亲留守，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已经来不及转移两位老人了。半夜特务们从后门入屋，曾经两度被捕、经验已十分丰富的夏娘娘，跟特务们装了半天糊涂，使他们以为这是两个毫不知情的老人。待特务走后，中共料定敌人还会返回捉人，迅速将两位老人送往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小尼姑庵躲避。

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婆媳相称。此时的夏娘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她的女婿在五年前牺牲了；她的女儿数月前在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时被捕，生死未卜。可老人却异常地坚强，没有流露一丝悲伤。和这样的革命老人在一起工作，周惠年感到十分欣慰。

不久，夏娘娘的女儿获释，也调到上海工作。几个月后，恰巧和夏娘娘分在同一个机关，偶尔能到家中，母女团聚。这样，周惠年得以和虽也年轻却已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夏大姐相识。

然而，相聚的日子没过多久，夏之栩在外出时又遭特务绑架。当同志们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夏娘娘时，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多问什么，仍像以往一样，没有流泪，没有叹息，只是更加勤奋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