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以后，周惠年发现夏娘娘晚上睡得更迟了。本来夏娘娘就有个习惯，只要住机关的同志有一个还没有回来，她就会一面为同志们缝缝补补，一面为未归的同志等门。而这些天，夏娘娘却常常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阅读吟诵诗词。看到这种情景，周惠年心中不免屡屡生出对这位“革命母亲”的由衷钦敬。

当时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守的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赵容（即康生），他每天都回来得比较晚，有时也不一定回机关住宿。除了住守机关外，周惠年有时要完成由康生布置的机要交通任务。

康生有个习惯，晚上回来再晚，也要把上海的晚报和外埠的报纸浏览一遍。当他看罢这些报纸后，夏娘娘就把报纸上她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她主要剪贴的是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中医药方和偏方。小故事是为了等周惠年的孩子再大一点时讲给她听的；药方和偏方，是为机关的同志医治小毛小病的。康生看到这个小本子后，曾在与夏娘娘闲聊时说：等革命成功后，建议夏娘娘到图书馆或中医研究会工作。

自谭忠余赴苏联后，周惠年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在那种危险四伏的年代，一断了联系就可能永远再也联系不上了。果然，一年以后，谭忠余从苏联返回时，因为他带了一部电台，怕被国民党截获，就没有乘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在与国民党边防部队遭遇的枪战中壮烈牺牲了。

由于一年多没有谭忠余的消息，有人就介绍周惠年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夫妻。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刚刚撤往江西中央苏区，新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

李得钊是浙江永嘉人，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翻译，随同第三国际代表回国。一年后，他到上海，先是从事宣传工作，后调到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军委。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改为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李为军事部秘书。当时各根据地的交通或情报人员来上海汇报军事斗争情况，有些是李得钊首先接待，听取汇报，再向周恩来转述；李有钊还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考意见，深得周恩来器重。

四年前，周惠年到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后，便和李得钊打过交道。他们结婚后，一度一起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临时中央撤离后，上海的环境更明显地趋于恶化，每天李得钊离家前往在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机关，很难说晚上是否还能再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