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爱睡、不爱吃之外，父亲说我小时候特别爱问他“为什么”，成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地问个不停。我提的问题基本上都和动物有关，家里的白墙被我画满了鱼，每条鱼都有一片一片的鳞。爸爸只要从台北回来，我就忙着画鱼给他看，或是嚷着要他带我去植物园看泡在药水里的毒蛇标本。也许是知道自己属蛇，也许是蛇的神秘、诡异、不动声色和迅捷的反应引起了我既恐惧又好奇的探索欲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看完《沙漠奇观》那部影片，里面的那只响尾蛇令我兴奋得一连做了好几个晚上有关它的梦。小孩子和大自然中的动物王国，似乎天成地具有情绪上的联结。记得四岁时妈妈已经开始带我去看外国剧情片了。《鹿苑长春》那部片子里的小梅花鹿死的时候，我在暗乎乎的戏院里伤心得放声痛哭。等到我的女儿洁生出世之后，才观察到孩子在一岁之前就能理解动物。沃尔特· 迪斯尼（Walt Disney ）对这一点想必有很深的认识，否则不可能那么善用动物来拟人。

洁生第一次看《一百零一只斑点狗》才一岁多，我当时正在浴室里洗脸，听见从卧房传来阵阵的抽泣声，我走出来询问坐在电视机前的她是不是怕影片中的“酷威拉”， 她说不是。当时正演到狗爸爸、狗妈妈领着小狗狗们在大风雪里奋力前行的场面，我试探地问她是不是觉得小狗狗很可怜，她放声大哭地说：“是..”我赶紧把洁生搂在怀里，心底交织着深刻的感触与沉思。孩子真的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惊人的辨识力早就俱足了，人类错综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他们都能直觉地捕捉到。那份能力虽然是一种动物本能，并不是饱经世故之后的洞见，但精准度仍然是很高的，远比重重障碍之下的成年人要高多了。

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觉得我小时候太善感，神经太纤细，一岁多时她为我念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念到小女孩受苦的情节时竟然发现我满脸的泪痕，她心想这还得了，一丁点大就如此易感，长大了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呢。她心里起了预警，一有机会总要提醒我、限制我或灌输我一些自保的观念和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意识对正值兴头的孩童而言，很可能被解读成否定、批评或唠叨，因此从小我就觉得母亲不接纳我，我总瞥见她用凌厉的双眼盯着我，看我有没有犯她所谓的错。我心性中的开放、欢乐、任性、不懂得设防、对外在事物的迷糊，勾起了她最深的恐惧——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危机感。我与她日后的对立就源自于开放与恐惧、自由与限制这两种无法相融的力量。

身为独生女儿，孤独是我从小必须面对的另一种生命情境，虽然与其他小孩儿相处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四岁之前母亲还没成天借着麻将排遣难熬的寂寞，她时常在木制的澡盆里摆一些玩具让我玩。日式房子夏季格外酷热，我在澡盆里一玩就是一下午，母亲在一旁看她的书，我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晚上母亲戴着顶针专心地缝她的棉被，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从上海带来的绣着小白兔与青冈菜的丝质被面，满心温暖地等待着睡前听母亲讲故事。

三岁半时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幼稚园，园长是前面提过的那位母亲的老同学。我的年纪是全班最小的，但说故事的本领却最强，有一回我向同学及老师转述父亲胡诌的一个鬼故事。我告诉大家有一个老鬼名叫胡赓年，还有一个小鬼名叫胡因因，老鬼的外号是胡大脚，小鬼的外号是小胡大脚..我转述的故事时常令全班师生笑得人仰马翻。每回母亲来接我下学总看到我一个人在外头荡秋千，爬滑梯，似乎对上课这件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乐得眉开眼笑，我却难过得想哭，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食欲，而饼干糖果只令我觉得难以下咽，绝不是什么人间美味。虽然不怎么吃东西，我的精力却特别旺盛，一个人东逛逛西摸摸的，兴致高得很。我喜欢捉水蜻蜓和虎头蜻蜓。我记得虎头蜻蜓咬人很痛，蓝色和鲜红的水蜻蜓则令我入迷。此外我特别爱到水沟里寻宝，挖出一些破的碗片，玩跳房子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台中商职位于育才街老家的对面，五六岁时我每隔两天就到商职空旷的操场和校园探险。我喜欢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演讲，不知道为什么自小我的心中便有一股任重道远的感觉——这类话听起来仿佛想做伟人者在脸上贴金，或者可能被解读成自恋，然而这真是我当年的感受。

为了替我找些玩伴，学习怎么与小朋友相处，母亲不时地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到家里来玩耍。虽说是小朋友，其实都比我大七八岁以上，因为像母亲这样四十四岁才生孩子的父母实在是太少了。每回当游戏结束孩子们要回家吃饭时，我一定难过得大哭。我热爱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暖，总希望宴席是永远不散的。妈妈看到我的反应又是摇头叹息一番，越发担忧起我的脆弱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