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岁之后，打麻将开始成为母亲上下班的例行公事，除了消愁解闷之外，这也是她私房钱的来源——她十四岁就学会打麻将，三十多年来的练习使她已经成了个中的高手，可以说是每打必赢。她有一个来自早年的迷信——立枕头比较容易赢钱，因此每次“上战场”之前，她一定提醒老李把她的枕头靠着床板竖起来；我长大后这项仪式便换成由我来执行。妈妈进入方城之战，家里只剩下老李和我，那时老李已经六十开外了。这位湖北籍跟了母亲娘家三代的得力帮手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自有看尽人生百态的市井智慧。爸爸长年待在台北不回家，妈妈日日方城战，老李就成了我最重要的支援系统——他照顾我吃，送我到学校，放学时接我回家，我有心事多半向他倾吐。三岁以前我性子很急，脾气又大，知觉过度敏感的后果往往是承受力不够，因此幼稚而任性的我时常把气发到他头上。上小学之后我逐渐觉察到大人的上下对待方式中，有许多欠缺自省的阶级意识。老李虽然跟了母亲大半生，母亲对他的态度仍旧是上下分明，除了偶尔夸赞他的狮子头、葱烤鲫鱼、馅儿饼做得好吃之外，平日里鲜少出现开放心胸的平等对待。父亲在这方面确实比母亲体恤得多，他从台北回来一定偷偷塞点零用钱给老李，母亲总说破了她的行规。

住在育才街的时候，父亲交往的朋友已经令母亲不满了。那时新北里的生活圈子充斥着外省人对台湾人、台湾的环境和台湾语言文化的歧视。那些回不了老家的民意代表个个满怀乡愁，平日里不是念旧，就是开“追悼会”，嘴里总说台湾是个“鸟不语、花不香”的地方，而大陆的气候不知有多么宜人，真是四季分明、东西又好吃云云。他们没心思活在当下，也不想睁开眼看看环境未破坏之前的台湾本是全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一群人当中父亲是很不同的异类，一来他早已把参政的野心转向对园艺和围棋的喜好，二来他留学过日本，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和不会说国语的本省人之间搭起了可以交流的管道。他时常带着我去找他的同好苏花匠，欣赏园子里迷你型的日式盆景，也时常带我上阿里山找他任职林务局的老友；他生病住院时因为会说日语而结识了一位本省籍的护士石小姐。这些人都和他维持着长久的情谊。

然而在母亲的价值系统里，父亲的行径却被解读成截然不同的东西。她认为父亲的肚子里没料，虚有其表，和上等人接触心里会自卑，因此总结交一些小人物来壮大自己的尊严。父亲当时的意识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我小时候不可能洞悉得到，或许他的内心真的残存了童年压抑下来的自卑，故而壮大了对尊严的需求，不过当时我从苏花匠和石小姐的表情读到的却是真实的爱慕与尊敬。难道苏花匠与石小姐都是服膺于特权阶级的浅薄之人吗？这两位朴实的本省同胞难道和父亲之间不可能有诚挚的交流吗？母亲不断地在我面前诉说对父亲的负面评断，不但没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反倒造成了我情绪上的反弹以及对现实人生观的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