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校里关了六年，突然进入男女合校的大学，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两性互动的心理反应。我发现自己既想得到异性的瞩目，又不愿失去对自己的认同，其他的女生有许多已经烫了发，穿起秀气的高跟鞋，我还是清汤挂面的直发，一双看起来像熊掌的平底鞋，金丝边眼镜和牛仔裤；偶尔我也换上超短的迷你裙，短到必须用一个写着“禅悟”的大麻袋把屁股遮住，否则那些坐在地上仰望裙底的男生们可要大饱眼福了。不，我并不想取悦他们或满足他们的意淫，我只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耐威胁到他们。有一次我被坐在地上的四年级学长斥责“不像话，太嚣张了”，才算让我探到了底。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斗争方式，每当我嗅到大男人主义的威权意识时心跳就会加速，一股动物性的战斗欲望自然生起。至于为什么会被戴上“系花”或“辅大二胡”的桂冠，连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

从小到大一直有人赞美我的外貌，但只有我自己清楚，单眼皮、平胸、大手大脚、上身的比例稍长，绝非标准美女的条件。我内在的世界永远无法透过外表无遗地展露，上天赋予我的这副肉身似乎是恩宠，又像是一种诅咒。我在大学校园里所造成的扰动，回想起来其实是当时的内在能量向外发射的结果——每当我的精神感到自由、独立，肉体的活动量大的时候，自然生起欢愉的感觉，吸引人的应该是那股开阔的能量吧！

上了一学期限制智力发展的德文课，牙牙学语的初阶语文训练令我有一种退化到童年的感觉。我知道我的阅读范围必须从白雪公主、汉斯格雷特尔扩大到其他的课外读物了。那时我开始对存在主义、禅、李敖和占星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裤子口袋里插着李敖，肩上背着“禅悟”，手上举着尼采和巴比伦占星学，自以为前卫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玩，那幕景象仿佛堂吉诃德穿着盔甲拿着长矛一路冲向假想敌——平庸，其实心底只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的自我害怕被庸庸攘攘的人群淹没，害怕成为人伦体系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于是不断地挣扎，不断地抗拒。

新鲜人当了没几天，因校车往返总是经过三重而感染了当地流行的白喉病毒。台大医院的大夫说我是稀有病例（上卫理时曾因针头注射导致皮下蜂窝组织发炎，手臂肿得像个小馒头一样，也算是稀有了），病房里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连张大一点的空床都没有，还得从别的房间搬过来一张。我躺在病床上，爸妈都在一旁照顾我，他们很久没有面对面地相处，两个人分开后反而有话说了，身心也似乎健康许多。我们看着旁边那位喉咙开了刀的小女孩，好甜美的一张脸，但没多久病床就空了。孩子死于白喉的几率是很高的，然而对一名十八岁的高龄病号却不过像重感冒一般地发高烧，咽口水的时候很疼罢了。自己还有说有笑，旁边的女孩儿却走了，心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