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当时的舞会抽大麻是例行公事，不时有人拿出一小张卷大麻的纸，小心翼翼地把“草”放在纸中，用舌尖沿着纸边舔一道之后，卷成一根细细的烟轮流分给在场的人抽。也许是受到60 年代兄弟爱（The brotherhood of love ）风潮的影响，当时竟然没有人联想到得传染病的可能性。一根大麻很快就抽完了，大家在哈叟（hustle ）音乐声中起舞，如果其中的两个人来电，不久就从舞会中消失，回去自己的住所进入一夜之情的性爱中。当时纽约中青代的西方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已经开放到令东方人咋舌的程度——换妻换夫、集体性游戏、一夜之情、同志之恋等，早已是这个大都会里被默认的事实。和性有关的色情杂志、电视节目、A 片等唾手可及，四十二街上的阻街女郎一向公开招揽客人，情趣商店可以随时自由出入。性除了和商业挂钩之外，还渗透在文字、教育、心理学和医学之中，成为日常生活里人人谈论的话题。这种迷恋，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弗洛伊德创立“性驱力”理论之前的一百年就开始了。40 年代末期，金赛博士无心插柳的研究报告问世，无形中促成了50 年代的性革命，经过嬉皮士的公社生活实验之后，70 年代的性解放才炙热到沸点。我这名二十岁的东方女孩就像个空降伞兵一般，直接从“处女膜是拥有初夜权的丈夫才能突破的”保守台湾，降落到70 年代的纽约。西方世界的性意识发展背景我一无所知，只是本着好奇、开放和身心的需求，在安全的范围内我经验了一年的性解放。

我发现自己一向具备热情参与和冷静觉知的吊诡特质，我在性爱活动的过程中仍然觉察到许多隐讳的心理现象。我发现性对女性而言确实是亲密的起点，为了那份迷人的亲密感她开放自己的身体。对男人而言性却是亲密的终点。男人（非心灵取向的）似乎很难把女人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不是在对一个生命做爱，而是对某个局部的器官做爱。此外他们的征服欲和自我肯定的驱力其实远远凌驾于性能量的排泄欲望。当然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以后见之明诠释早年的直觉体会。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之后，我开始能领会比我大八岁的Don 曾经告诉过我的一句话——我们的默契是千万人中难得一见的。对于那段逝去的因缘的回忆，唤起了我盛宴之后的孤独与疲乏，我在滚滚红尘的纽约时常感到一股逼人的低潮与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