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时分，我也在玻璃上看到了自己度过了自古皆然的岁月的地方，圆石城。这并非我故乡的真实名字，只是姑作假语村言罢了。在我的孩童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座东北城市正像一片鹅卵石河滩，数量众多的工厂就是其中的圆石，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每个工厂都是一个小世界，文化设施如文化宫，后勤部门如浴池，乃至警察机构如保卫处，皆在其中。按照官方的比喻风格，这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今天，这种有地区特色的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工厂浴池是重要的交际场所，很多人是在那里相识的，我跟陈垚也是如此。当时我三岁零五个月大。

如今，圆石城是一座已经消失、永不再现的城市。它的地名还在，居民也在，习俗也大半保留，样貌却已彻底改变，心灵也不复往日。当年，它是非比寻常的存在。这城市的重工业在日据时期发展起来，建国后，机器虽流失不少，但基础尚存，也颇多富有经验的产业工人，它便成为重工业基地，号称“共和国的长子”。在那些名为“赫鲁晓夫楼”的寒碜的、单调的火柴盒式居民楼旁边，遍布着冷却塔、烟囱、高炉和栈桥，好似工业万神殿一般。梁式塔吊总是高悬中天，漠然不动。偶尔，吊钩投下缓慢移动的影子，阳台间的鸽子就惊慌失措，以为是鹞鹰袭来。这里是“东方鲁尔区”。医院、粮站、屠宰场、菜市场、百货公司、电影院、公园和绿地，生活所需之物，一应俱全。不过，我知道它们只是一些次要的小兵——就是电影里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响时端着刺刀跳出战壕，牺牲之前也不爽快，非交党费不可的小战士——工厂才是城市的将军。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就有亚洲最高的烟囱，在北方疏朗的阳光下喷吐着硫磺色的烟雾。它不仅是个象征，工业共产主义的灯塔，有很长时间，我还认为穿着黄军装的北京来客们就埋伏在那烟囱的顶端。我担心我不听妈妈的话他们就会下来逮捕我。

我们都为圆石城感到自豪，但是北京是更高级别的存在。我开心的时候，小姨乔芳就问我：“你咋这么高兴，去北京啦？”我就咯咯直笑。我模糊地知道北京是神圣的、幸福的和主宰性的。

那时我的父母都还年轻，情绪多变，很不成熟。他们自豪，不满，迷惑，坚定。他们也住在赫鲁晓夫楼里，吵吵闹闹地占据了重工业大蜂房里的一个小格子。作为首批计划生育婴儿中的一个，我则是重工业的蜂卵，将来孵化出壳，就要替国家操作破碎机。按我爸爸的说法，我理解，破碎机就像一只鸭子，喂料机会喂它吃石灰石，它的肠胃咣当咣当地响上一阵儿，就把石头消化掉，然后张开屁眼儿，把石头大便拉给皮带机。我爸爸说，开破碎机是“厂子”里最紧俏的工作，我长大了，靠他的关系，能干上这个，以后再“慢慢爬”。他就在“厂子”里工作，正在慢慢爬，似乎是个小头头。这个厂就是硅酸盐厂，在中国北方的同类工厂中是最大的一个。在圆石城，工厂的各种“之最”毫不稀奇，太多工厂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我却觉得，“厂子”不同凡响。它一定是个大胖子，吃非常多的石灰石，也一定拉出非常多的水泥。

水泥太多了，无处不在。雨后，水泥板结在杨树叶子上。晴天，水泥粉末随处飘扬，地面就像一片灰白色的沙漠。我们就住这沙漠的边缘。妈妈非常生气，因为爸爸把她的黑玻璃发卡随便地丢在了窗台上，让它落上了水泥。水泥还钻进了人们的身体。每当傍晚，窗外暮色沉沉，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就带着他们的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水泥路上。

妈妈不肯原谅爸爸的每个疏忽。即便爸爸洗了那只玻璃发卡，它又光亮如新，她还是陷害他说不如以前那么亮了。她也尽量冷淡地提醒他：“少说没出息的话，我儿子能像你似的进工厂？我儿子以后要考大学！”她总是说“我儿子”，就好像我只是她一个人的儿子似的。我爸爸相当幼稚，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就说：“知足吧，还以为谁都有你儿子的条件呢？多困难、多没门路的人没有？这个社会！”他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希望我注意到他是个有权力的人。

我们住在城市边缘，一个完全为了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地区。深秋的早上，宽阔马路上自行车流密不透风，骑车人穿着笨拙的工作服，戴着白口罩，镀铬的车把大片闪光。车流沉重如水银一般，朝晖之下，匹练似的缓缓流动。在我的回忆中，这一切已经有了一种异样的温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