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不等于中国埋单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 

“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中国如何把握和应对。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际国内仍存在诸多问题，总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

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至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五、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

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62.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七、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在这种条件下既要维护好利益，同时尽自己的责任，需要战略筹划。应当看到，“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儿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某些国家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