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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路上最大的机会(9)

谁在为中国添堵:大国崛起之痛 作者:隋鹏达


 

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美国来说,提出“中国责任论”有深刻的战略内涵。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讲中国的责任时是将双方放到一起来说,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责任论”,如果中国对之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西方大国更加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和崛起,同时让国际反华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孤立无援,外部环境将大大恶化;但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所寄望的那样承担国际责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转,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所以说“中国责任”绝不等于中国埋单。

在2009年的匹兹堡G20峰会上,欧美发达国家发表各种言论,企图把全球经济失衡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以此为名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危机责任,大有转移国际视野、混淆视听的嫌疑。迫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就范,以适应其经济调整后的新发展模式,来换取自身经济的快速复苏。对于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它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迫使中国大幅缩减贸易盈余,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如果中国不能顺其所愿,它们就将通过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手段打压中国,对中国开展“贸易战”,之前的中美轮胎特保案已经为我们提了醒,如果不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披着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将甚嚣尘上。

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存在。在上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与美国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形成了以中美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环。全球经济出现了三大板块互动,制造能力向亚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欧美集中,资源供给国从中获利,各国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依存度全面提高,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世界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尤其以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建立在此种模式上的经济增长势必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这两种模式的终结。

近期,《金融时报》刊登了几篇将世界经济失衡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报道,其实这些文章夸大了中国的实力。根据世行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全球排名第103位,位列纳米比亚和牙买加之后。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却排名103位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2009年,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9%,创造的顺差接近中国外贸顺差总额的2/3。中国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一个在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零售价为10美元,而中国企业只赚得35美分的加工费。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高达50%。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普通百姓的勤俭节约,是很难得到中国人认同的。

将世界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完全是西方部分国家转嫁责任的惯用伎俩而已。

所谓责任,就是要各尽其责。从中国经济来看,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内涵。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这种贡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这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探索,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一种新的选择。第三,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沉着应对、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调控水平,实现保障民生。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热土。

从全球治理来说,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外延。即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必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日本的9.25%。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近650万人之多,几年下来仅需要安排的大学生人数就要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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