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量储备主要来自贸易的顺差，而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低成本的劳动力。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如果跟不上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那么，这样的失调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过高的汇率。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同靠出口原料的国家的情况有一点不同。

一个国家如果靠出口原料而积累外汇储备，那么，在积累外汇的同时，出口条件本身在逐步下降，因为原料越挖越少。中国在出口商品的同时，劳动力质量、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商业运作水平和国内市场需求都在随之增长。也就是说，出口条件在逐步改善。靠出口原料和商品而积累起来的储备是不是会被通胀和高汇率给销蚀掉，这取决于能否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本国的需求和经济发展能力将这些储备吸收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中。所谓增加消费，并不只是指花钱买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资金从无风险的储蓄转入有风险和高回报的投资中。

经济学家在谈到货币国际化时，往往都将具有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作为前提，股市将闲置资金转化为生利资本，将创业者的想象变成消费的现实。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3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消化贸易顺差提供了条件。一个有效的股市是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枢纽。

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对中国发展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危机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继续借助多种渠道，积极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出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建议，同时利用已参加主要国际组织的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监管标准的讨论、修订工作，提高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此外，参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中国既不能推诿，也不能冒进，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他人尊重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相应尊重对方的利益及相关考量。毕竟，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就是利益关系，各种矛盾、问题也无不因为利益而导致，由此出发，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理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