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是别人的问题

尽管将我们每个人比喻为“活着的有毒垃圾场”有点尖刻，但事实上，我们身体中负担的毒素的确印证了这种说法。根据一些报告，在普通人的一生里，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合成化学物，以至于现在尸体的分解速度要比三十年前更加缓慢。

在五次大型公开调查中，数千名志愿者的血液和尿液接受了化验，以确定化学污染的严重程度。结果发现，现在工业化国家中，每个居民体内平均携带有七百种从食品、水和空气中吸收的合成化学物。我们体内负担的化合物实际数量也许比这多得多，因为一些毒素深深地嵌在器官和组织中。毒理学家侦查化学毒素的能力，取决于是否知道寻找的对象，每当他们设计出一种新试验，他们就可能发现些证据，找到更多的有毒入侵物。

在2001年，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科学家对2400人进行了调查，并在其血液和尿液中寻找到了148种特定的有毒化合物。每个受试者体内都含有几十种这样的毒素，儿童携带的化学物剂量要比成年人更大，尤其是被称为拟除虫菊酯（pyrethroid）和酞酸盐（phthalate）的两类化学成分。前者多见于家用农药中，后者则大量存在于塑料和化妆品（主要是指甲油）。

来自13个欧盟国家的环境部长在2004年的一次国际健康会议上接受过验血，结果让他们震惊的是，所有人都被合成化合物污染了，它们来自比萨包装盒、农药、塑料、香料和工业溶剂。至少有22种化学物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欧洲禁用的，但它们依然在这些政府官员的血样中被查出来。

美国化学委员会（Ameremistrul）代表美国化工行业，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对这些研究进行回应。新闻稿说，“仅仅检查出了化学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健康受到威胁。”它的意思是，这些报告并不值得大家杞人忧天，这种态度正好体现了一种我们在文化中自说自道的迷信，当我们不喜欢眼前的证据时，就对正常的标准重新定义。所以，当身体中携带着几百种具有潜在毒性的合成化合物时，当这一切在20世纪之前还并不存在时，我们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个名叫“环境工作组”（EnvironmentalWorkingGroup）的机构做了一项研究，向化工行业提出了挑战。在2004年，他们使用了两个测试实验室，随机选取了在8月和9月出生的十个新生儿，测量他们脐带血中的化学毒素。每人身上平均查出了200种合成化学物质，这意味着这十位婴儿在出生前发育的关键阶段，就从母亲那里接触到了毒素的冲击。他们血液中的合成物包含八种全氟化合物，快餐包装物、几十种阻燃剂和农药、特富龙化合物PFOA都使用这些全氟化合物。几乎所有的这些毒素都与癌症、大脑和神经系统紊乱、先天缺陷和发育问题有关联，难道我们应该认为胎儿携带的身体负荷是正常的吗？

因为我们的星球沐浴在合成化学物中，有毒分子通过附着的灰尘粒子随风四处飘荡，没有什么人或什么地方的食品供给能免于污染，无论其多么遥远。在北极圈的荒远村庄，因纽特人的母亲们的血液中正携带着大量的聚氯联二苯（）和汞，如果她们哺乳用的奶汁被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人用评估，那这些奶汁会被归类为“危险垃圾”。

“北极圈的人和动物距离所有大型污染源都有几百英里，他们居住在这个星球最偏远的地方。但荒谬的是，他们也是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生物体，”《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的记者玛拉·科恩（Marlne）在她2005年的书《沉默的雪：慢慢中毒的北极》（SilentSnow:TheSlowPoisoningoftheA中写道,“北极的人和动物已经转变为深度冻结的活档案，存储了工业化世界过去和现在的有毒记忆。”（有毒化合物的分子附着在灰尘颗粒上，然后顺着高空向北的气流，像磁铁一样被寒冷气候吸引到那里。）

科恩在位于地球之巅的人们身上至少发现了200种对健康有不良作用的合成化学物。该地区的儿童患传染病的几率极高，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化学毒素，身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结果。类似的影响也以病毒性传染病的形式出现在动物身上。

《旧金山记事》（TheSanFraChrone）刊登了一篇支持科恩的书评。该文归纳了她的发现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当人们研制出更多的化学物并在没有进行充分的毒性测试的情况下允许它们上市——当越来越多的草坪产品、农药和阻燃剂，以及更多的家庭毒药被喷洒到我们周围——事态就变得越来越紧急，每个生活在工业化国家里的人都应该了解格陵兰人英格玛·埃格德（IngmarEgede）早就了解的东西：‘化学品威胁是对人类的终极威胁，比炸弹和战争还要糟糕，你无法躲藏，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