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

（1916年6月4日 梁士诒）

题记：梁士诒被誉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他是唐绍仪1906年赴印度谈判西藏问题时的参赞。1907年出任大清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后署理大清邮传部大臣和交通银行总理，民国建立后出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3年5月至9月，任财政部次长。目前，梁士诒任海关税务司督办。梁士诒的政治实力体现在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他能够对当局各个部门的事务施加影响。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及对中国银行业和铁路系统的控制，使得他拥有取之不竭的权力资源。在当前的革命中，他为整个湖南的军队提供资金。最近的帝制复辟运动，被认为是他的策划。在共和制度下，他所能拥有的权力显然更大，但他没这样做，从而更证明他对帝制的拥护。而近来北京街头谣传梁士诒正秘密从事颠覆袁世凯的行动。他不会讲英语，这篇文章是中国前外长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翻译给两位美国女记者看的。它写于最近的议会召开前不久①。

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民会议的代表毫无异议地一致赞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显然中国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②。民意表明，只有君主制才能将中国从内忧外患中挽救出来，带领她步入世界强国之林。

大总统是不是我们新皇帝的名字？

在中华泱泱五千年历史中，我们一直被专制官僚政府掌控。直到最近二十年，西风东渐，我们开始意识到民选政府的必要性。包括政府官员们自己也对此表示认同。我们的政府相信，只有通过代议制才能造就富强的国家和良好的政府。然而，考虑到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的素质，我们无法直接照搬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的民选政府模式。于是，我们的政府选择一种渐进方式，力求在现阶段既定环境之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选政府的目标。

人们普遍认为，构成中国之脊梁的广大民众，他们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最容易统治的人民，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政治”二字为何意。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效忠君主，尊敬长官，并且只有最基本的要求，即官府能够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除此以外别无它求。即使官府并没有保护好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反抗官府，而是重新寻找工作营生。

这种深植于民族血脉的国民特性能够从厘金的事例中找到更充分的证据。所谓“厘金”是向所有内陆交易的商品征收千分之一的税，在各省之间以及省内皆设有征税关卡。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全中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满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军，开始征收厘金。在此期间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再到1913年失败的革命③，全国商业保持了相当的稳定。1913年海关税收款额未见任何波动。这些数据表明，尽管政局动荡、政府更替，但总体说来，多数中国老百姓的营生仍然保持在先前的水平。

也许对国内的少数人来说可以谈论共和制，但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这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大总统”是“President”的中文说法。有一次，当一名官员在内陆省份考察询问一名村民是否知道“大总统”的含义时，村民回答说：“这是不是我们新皇帝的名字？”而另一名村民经过启发，似乎有些明白了，他问道：“那我们的大总统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