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教育和中国观的形成

因为家里贫困的经济状况，少年福泽直到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上学，这在当时算很晚了。最初福泽跟随服部五郎兵卫学习儒学启蒙，几个月后，就转而投奔藩里的儒者野本真城学习。

野本真城原本是中津藩的藩校进修馆的校长。福泽一家回到中津藩后，福泽谕吉的哥哥三之助就在他的门下学习。野本真城的父亲野本白岩曾经也是进修馆的校长，是青年时代福泽百助的老师。福泽百助与野本真城两个人既是知己朋友，又都曾经在帆足万里门下学习，有同门之谊。后来野本真城投到京都赖山阳的门下学习日本史与古文，游学结束回到中津藩后接替父亲继任进修馆校长。因此野本真城的学问风格既有重视数学、物理学的帆足万里的实学之风，又有主张尊王思想的赖山阳的历史学之风。1842年前后，野本真城因为主张改革藩政触怒藩里的上层，受到“蛰居隐居”的处罚，于是回归乡里开设私塾教学度日。

野本真城隐居后在乡下的私塾距福泽谕吉的家大约有10公里。1847年前后，当时大约14岁的少年福泽每天就往返于家与私塾之间，拜在这位父亲的同门、哥哥的老师野本真城的门下开始了正式的儒学教育。《自传》中说到他自己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才开始入村塾学习”，“别人都在读《诗经》或《书经》，而我却刚开始读《孟子》”。虽然起步较晚，但福泽的理解力似乎高人一筹。在私塾的同学们一起会读《蒙求》《论语》《孟子》的时候，总是比别人理解的要快要好。

也许是求学辛苦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启蒙，大约在1849年前后，他又拜在儒学者白石常人的门下继续学习。白石常人最初也受教于野本真城，由于成绩优秀被提拔为进修馆的督讲。后立志学问远赴江户，进入当时日本最高学府江户的昌平坂学问所学习。其本来的学风是朱子学，回到中津藩后由于身份低微不能进入进修馆当老师，于是在自己家中开馆授学。中年以后受到福冈龟井学派考据学的影响，学风一变为古学派。

龟井学派属于江户儒学中由荻生徂徕开创的古学派。古学派批判当时日益僵化的幕府官学式朱子学，认为朱子学解释的“道”有误，应该研究先秦两汉的古代经典。其学风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强调实证研究，排斥当时流行的朱子学的静坐内省。龟井父子性格爽直，以经世之学，常对现状持批判态度。白石常人虽然没有亲自拜在门下受教，但私淑感佩。福泽谕吉在《自传》当中也提到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般都是龟井派。我的先生（白石常人）也对龟井非常崇拜”。在白石常人的指导下，福泽用了大约四五年的时间，熟读了四书五经。特别是对中国的历史书非常感兴趣，从《史记》《汉书》一直到《元明史略》等都读过。尤其喜欢《左传》，不但通读，还前后读了十一遍，最终“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

由以上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确实天资聪慧，努力过人。在前后总共约六七年的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儒学的基础经典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中国的历史著作。但是福泽谕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儒学，应该还是有一定疑问的。从后来的著述来看，他似乎并不太关心江户日本儒学各派之间的学术争论，尤其对儒家哲学中抽象思辨的理论内容没有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反而对注重事实、强调考证的历史典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其次，从福泽谕吉的师承来看，无论是野本真城、白石常人，还是帆足万里、龟井南冥及龟井昭阳父子，甚至于赖山阳、荻生徂徕等人，他们在做学问的态度上都具有实证主义的学风，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福泽谕吉，为福泽日后改学洋学，并在《劝学书》中向日本国民提倡“人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的实用学问”的实学奠定了基础。

和大多数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福泽在接受儒学教育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接受了儒学特有的概念意义系统。这种以五伦五常为中心，以“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贯逻辑为体系的概念意义系统，同时也和中国这个国家重叠起来，构成了福泽对中国的最初认识。并且当他开始接触中国以外的国家以及知识系统——洋学（西洋的知识体系）之时，他所能够达到的理解，首先是基于儒学范围以内的理解。

另一方面，当日后福泽全面接受了西洋的文明史观，反过来以西洋的文明史观来观察思考日本的问题时，他又开始质疑进而批判当时日本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无疑，这种质疑和批判也同时指向了中国。而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洋各国殖民地侵略接连不断的失败，更加重了福泽的这种质疑和批判。最终，福泽谕吉站在文明史观的立场上，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构建出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包括半开化）。在福泽看来，日本才是亚洲文明的代表，而儒学（还有中国）就恰恰成为了他批判的对象。通过对作为他者存在的儒学、中国的批判，福泽又强化了对亚洲文明国家日本的自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