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回西洋之行和对中国时局的观察

从美国回到日本之后的福泽谕吉一边经营着私塾，一边为幕府翻译外交文书。时间转眼间到了1861年12月，幕府当局为了安抚日益抬头的攘夷派势力，缓和与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的关系，决定派遣使节赴欧洲，和1858年签订修好通商条约的5个国家谈判，希望能够延期开放江户、大阪的交易和兵库港的开港。作为谈判的条件，幕府准备降低与各国交易的关税，为此特意组织了40人左右庞大的使节团。福泽这一次作为正式的翻译官随行。在这次前后用时约一年的行程当中，福泽深入地考察了欧洲各国的议会、银行、公司、工厂、学校、医院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并且留下了详细的考察笔记。

呈现在福泽谕吉眼中的欧洲各国民主开明的政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等等一切，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迫使他反思日本落后的原因，考虑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还在英国伦敦，福泽就有点迫不及待地给中津藩的重臣岛津佑太郎写信，谈访欧的感受：

小生我有幸加入此次西航成员当中，真乃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此次旅行中我不但要作学术研究，更应该用心探究其他欧洲各国的事情风俗。我已经在英法两国找到了一些朋友，向他们请教了有关国家制度、陆军规则、收税方法等事项。虽然还不能说马上就能够全部明白，但比起至今为止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了解，真可以称得上是百闻不如一见，使我受到了很多的教益。

有关日本以及中津藩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在信中说，“我国迄今为止的制度虽然也不无道理，但今后如果不加以变革是肯定不行的”。有关如何具体实施变革，他说：“一切事务我会在回国之后向您具体地提建议，但我认为首先当下的紧急事务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之本在于人才的教育。”在这个福泽涉及政治的最初的发言当中，他认可的政治改革的主体是幕府以及各藩的当权主政者，而并非是一般的普通民众。他向当权者提出了富国强兵、养育人才的建议，其实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由于忽视甚至无视全体国民，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开明专制的色彩。在即将踏上归国的途中，福泽这样抒发自己的抱负：“今日若把我们所想的都谈出来，我希望每年净领二百包大米，去做将军的老师，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将军灌输文明开港的道理，以指导他进行一次大的变革。”

在这次途经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航程当中，福泽谕吉还热心地观察了

解中国的时局。在香港，他看到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本地人风俗极其卑陋，完全受英国人的驱使。也有中国人和英国人共同开店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从上海、广东来的，本不是香港的当地人”。在新加坡，他观察到从中国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国移民有大约5万人，占当地人口的一半。也是在新加坡，福泽谕吉偶然遇到曾在长崎见过，而今漂泊至此的一位日本人音吉，由于音吉十天前刚从上海来到这里，所以福泽向音吉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并作了详细的笔记。音吉对福泽主要讲述了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

音吉说支那近况，去年七月咸丰帝殂，太子即位，称同治帝，年七岁。内外事务尽委任帝之叔父恭亲王。虽去年同英法的战争事情平息，但长发贼之势愈益强盛。方今其兵员殆近二百万，以南京为根据地，攻陷江西江北诸州，且迫近北京近旁，侵掠所经之处，年十五至四十男子捕为兵卒，儿女老人或捕或杀，所过之处尽数放火，烧家屋荒田野，北京附近六百里之地人烟尽绝。

英法之兵屯上海守两端，并不主动进攻贼兵，也不救北京，盖见别处胜败后谋事也。长发贼进至上海，以一万之兵围之。土人（中国人译者注）皆恐怖，舍家遁于英法军舰。然贼兵亦不敢加害英法之兵。

长发贼头朱天德既死，当今元帅名为洪秀全，自称天皇。其党类人虽多，却本是乌合之众，无人知用兵之法。故英法军卒，犯法有罪之人皆出奔归长发。贼亦喜纳之，厚俸禄，或以之为五十人百人之长，或以一队之将用之。

福泽谕吉在记录时指称朝廷一方用“咸丰帝”、“太子”、“同治帝”等词，而指称太平天国一方时使用“长发”、“贼”、“贼头”、“贼势”等，并且有关的描写使用“劫掠”、“捕杀”、“放火”、“乌合之众”等词语。由此看来福泽对清政府有明显的尊敬和认同，而对太平天国则更多的是蔑视、戒备和警惕。

此时的福泽谕吉对中国时局的关心，无疑是源于他对同是处于西洋列强压迫下的日本现实处境的忧虑。而此时的日本国内，攘夷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强，他们反对幕府的外交方针和对内的施政，对幕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身为幕府官僚的福泽谕吉出于自身的立场当然反对攘夷派，而且对西洋各国的理解和认识也使他认为，攘夷派武士暗杀外国人等行为是一种盲目有害的冲动。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息无疑更加重了福泽的忧虑，在他看来太平军无非就是中国的攘夷派武士，太平军的放火劫掠杀戮等恶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太平军中竟然还有外国人这个消息，在福泽看来这是攘夷派与外国势力的勾结，如此则事态严重。上述这些消息无疑给福泽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巨大影响。

在伦敦和巴黎期间，福泽谕吉遇到了三年前来此留学的中国人唐学埙，通过多次交谈也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在福泽的访欧纪录《西航记》当中，记载唐学埙告诉福泽，“方今支那皇帝幼小，但其叔父恭亲王摄政，与外国交际甚好。两三个月前借英法之助攻长发贼，屡克。还有用英国人华尔，授予将军官衔，所率兵卒约八千人。有汉口商人给美国寄去六万银元，购买新发明的莫尼托尔式装甲舰”。由于相谈甚欢，福泽不但给唐学埙看了自己的朋友、仙台藩儒学家大槻磐溪给他翻译的书题写的汉文序文，还把从大槻处得来的扇子送给了唐学埙留念。

唐学埙提供给福泽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清政府以自身之力难以平定内乱之时，借助西洋列强的军事力量来平叛。而这个方法其后被福泽所采纳，用在向幕府当局提出的平定日本国内攘夷派对抗政府的叛乱的建议书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