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福泽的中国观

幕末时代福泽的中国观，总体来说其基础建立在其自身的儒学修养，作为洋学家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以及与通过西方过滤后的中国信息之上。其目的在于形成近代日本的国家认同，因此“中国”在福泽的思想中，大多数时候仅仅作为一种负面的、象征性的他者而存在，与现实中的中国往往关系不大。

一般来说，构建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包含两个侧面。

其一，在时间序列上，对本国至今为止的发展过程，即历史给予肯定的态度。在充分尊重并完全接受本国历史的基础上，思考并构建未来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本身即是达成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二，在空间序列上，定位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与其他国家异同关系的描述，形成本国的世界观。

两种方法之间有一个共通性，即自我认同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与他者（他国）相区别的基础上。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者的属性往往并非他者本身具有的属性，而是自我赋予他的、虚构出的属性。因此所谓的他者，往往只是一种虚构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

亦即，首先构建与自身完全异质的他者（或称第一阶段）；接下来将这种他者的属性完全翻转过来作为自身的属性（第二阶段）；最后在勾画自身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将这种异质的、反命题的他者的属性与自身的正命题的属性统一起来，辩证地形成更高级的自身属性（第三阶段）。

福泽早期有关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时局论的中国观，大多属于自我认同构建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即构建与自身完全异质的他者的阶段。这期间他对儒学、中医的反思，对鸦片战争原因的分析，对林则徐的评价，以及将太平天国等同于攘夷派的认识等，都是为了构建他者而作的思考。

而在《劝学书》等著作中，体现出福泽通过对西方思想的学习与吸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启蒙思想。并认为这种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近代科学为理念的启蒙思想，是近代日本国家形成的必须要件。因为《劝学书》的普及，于是这种启蒙思想逐渐在日本社会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形成了日本自身的价值认同，因此可以说进入第二阶段。

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小范围地修正了自己的启蒙理论。在时间序列上，他一方面把西方文明设定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中日文明比较论认为中国的文明落后于日本，因此强化了日本的自我认同。在空间序列上，他将欧美诸国划定为文明国家，将非洲、澳洲等国划定为野蛮国家，将中国、土耳其等国划定为半开化国家。虽然在这个阶段，他还没有将日本完全划定为文明国家，但同样通过中日文明比较论，他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领先于中国，正走向文明的过程当中。而中国则还是保守、停滞、专制的传统“亚洲”国家。

《文明论概略》中福泽的中国观还没有完全进入辩证的第三阶段。或者说自《文明论概略》以后，福泽谕吉一直围绕如何扬弃日本国家中存在着的名为“中国”的他者属性，为日本的文明化、近代化奠定发展方向这个主题而思考着。福泽为近代日本设定的文明的目标，最终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中国的割地赔款而基本得到实现。福泽在甲午战争刚一开始发表的《日清的战争乃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则是反映他以文明史观来思考中日两国关系，以及对中国的观点的收官之作。

战争事实上虽然在日清两国之间发生，但究其根源，乃是追求文明开化的进步国家，与妨碍其进步国家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也无敌意。认为其乃世界之一国民，想按照人间社会的普通交往往来。但彼等顽迷不灵不解一般的道理，看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喜悦，相反妨碍其进步，无法无天地表露反抗我国之意，因此不得已事情至今日地步。我日本人眼中既无支那人也无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反对这个目的加以妨碍之人（或国家），都要将其一概打倒。此事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之事，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之争。

按照福泽的看法，日本是代表文明发展潮流的进步国家，而中国则是妨碍日本文明进步的野蛮国家。文明的开化与进步既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与其说是两国之间的利权之争，不如说是日本以文明之名教训中国，促使中国也步入文明境界的“好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