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理论里面，与福泽谕吉曾经主张的启蒙思想一样，在冷酷严峻的现实主义分析的背后，看不到他对邻国最起码的尊重，也看不到对中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信任。当然，也看不到曾经在《劝学书》里面，福泽说的“遵从天理人道来交结相处，只要是真理，对非洲的黑人也心存敬畏，只要是道义，对英美的军舰也不会惧怕，如果国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应该舍命抵抗，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国家威信，才能争取到一国的自由独立”，那“昙花一现”般美丽而又短暂的健康的国家主义。

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劝学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福泽本人的经历、知识基础等。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的时期限定在自1835年福泽出生，到《劝学书》第一篇出版的1872年之间。限于篇幅，虽然1874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也在《劝学书》持续写作的期间，这里只能割爱对该书的考察。

为了能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阅读《劝学书》，本文将福泽的儒学素养，以及这一时期他的中国观也作为考察的一个主题。但因为这个问题牵涉的方面头绪纷繁，这里只能以概观的形式，做一个最基本的表述。辞不达意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